至关注：欲知何处去？留下问路钱！(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7日15:12 金羊网-羊城晚报

　　北京一“问路公司”停了又开

　　道德与市场经济发生矛盾？

　　期待社会公共信息更完善

　　本报记者　童雯霞

　　常言道：“路在嘴边。”相信许多人在“找不着北”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向旁人问个路。问路，成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一个情景。但最近，北京西站和北京站开设了名为“北京向导”的窗口，路人问路得先从窗口递入一至两元钱，三分钟内里面的“向导”就会在翻阅地图后，递出一张小条子，准确地标出地点。

　　在媒体和市民的高度关注下，“北京向导”曾一度被叫停。几天后，“向导”继续开张。有关部门称，“北京向导”发票公章一应俱全，明码标价合法纳税。

　　其实收费的并非只有“北京向导”。提起问路，广州市民总会习惯性地拿起电话拨打160，电话那端音乐声中伴有温馨提示：本服务每分钟收费1元。

　　午休也收费采访要付钱

　　“问路怎么会要钱呢？”今年90岁的陈爷爷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个变化。30年前，他第一次到北京就是在西客站下的车，几位热情的北京市民为迷失方向的他指了路，还有人亲自把他带到了目的地。

　　“北京向导”的负责人樊经理觉得他们正在经营的是“正规企业，合法低廉收费，不应遭到封杀”。在樊经理感到很委屈之时，更多人提出了质疑。在一项网上调查中，接近90%的网民对“问路费”投上了反对票，他们和陈爷爷一样感慨，这个社会的商业气息似乎越来越浓了，不知不觉间，身边的许多事情都与“钱”联姻。

　　不久前，深圳市的教育部门表示要向在学校午休的学生收取管理费。理由是“学校在午休等非教育教学时间发生的管理费用是财政预算之外的，初步拟定对此适当收费，并要纳入一费制的代收费项目中，用来支付非教育教学时间的安全管理费用”。

　　无独有偶。今年5月份，本报记者做了一个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公益性话题报道。在采访高校一位教授时，教授不问内容先问报酬。

　　面对此类于法无错的新鲜事儿，许多人的心里总有些“于情难合”的想法。

　　有人狠批驳有人无所谓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认为，“北京向导”重新开张会带来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公益性质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倾向的迅速崛起。“问路收费”的产生，显示社会遭遇道德信任危机；如果社会服务的便利以牺牲优良的道德风气为代价，这种科技的进步只会让文明倒退。

　　“问路收费”是不是就不再提倡助人为乐的精神了？对此，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封小云教授认为，将“北京向导”上升到道德正义与市场经济矛盾的高度，似乎有些过了，毕竟“经济行为并不能解决道德问题”。

　　许多人曾有这样的经历：问路常常得看人脸色；城市变化日新月异，就算问到热心肠的人，人家还不一定认识路，指错了路浪费时间又消耗精力。在银行工作的陈小姐看来，这一元钱出得有道理！“问路的途径有很多种，你还是可以照常问路，没人勉强你掏这一块钱。问路也是一种产品，向导把详细的路线提供给人实际上是一种个性化的优质服务，付点钱无可厚非。”

　　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的陈震律师认为，“北京向导”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共信息服务的空白；在政府无力加大投入或行政职能缺失的状况下，有人看准商机、自发提供这种服务，适当收费有何不可？再者，指路人付出了劳动，收取报酬难道不是合理合法吗？

　　公共资源欠缺被钻了空

　　更多的有识之士将目光锁定在了“探究‘北京向导’商机何来”的问题上。信息产品属于公共产品，一般性、大众化的信息是公共产品，市民为何不能免费享受？

　　如果较起真儿来，这早已不能称为“免费享受”。作为纳税人，市民已经出了钱让政府部门去完善城市建设及提供相关服务。在媒体工作的周先生道破玄关：“现在包装了一下又卖给我们，我们可就出了双倍的钱了。”

　　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的符女士说，虽身在异乡，但自己很少会迷路。地铁、车站等交通出口往往提供免费的地图；在电子屏幕中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立即能找到最佳路线；而在国内，机场、火车站等大型交通重要出口很少有明确的指示牌或电子查询屏幕。

　　原本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公众信息，却向查询者收取信息咨询费和查询费借以谋利，尤其是某些行政机关借助所掌握的独有的信息资源向公众收费，这与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社会职能是背道而驰的。广州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区域与交通规划设计所、市政规划设计所规划师黄慧明认为，这与路边摩托车搭客者等“职业带路人”要区分开来。他们因为职业而对道路熟悉，这些信息是私人产品，因此可以收取适当的费用。事实上，纳税人双重埋单，交委等政府部门应该在增加服务意识方面反思，尽快提供比较完善的便民服务，让纳税人从中受益。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无偿周到地为旅客提供信息咨询本应是北京西站分内的事；另一方面，“北京向导”在北京西站有市场，也从侧面说明该站的服务仍然不到位，或企业服务缺位。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错位，与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悖。

　　正是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还处于建设中的状态为问路收费提供了商机。封小云教授说，如果某一天，政府把这快空白填上了，“问路收费”可能就会彻底下岗。

　　良好愿望与徒劳的担忧

　　刚刚拿到广东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小刘来自茂名的一个贫困家庭，一个月前为查高考分数他花去了10元电话费。早在去年，北京实行高考分数有偿查分的情况曝光后，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湛中乐副教授便提出“有偿声讯查分于法无据，北京应率先取消”：“学生参加高考，已交报名费，考试院有义务及时向考生发布成绩。”

　　其实，如同可以免费问路一样，免费查分渠道也有，但比声讯电话查询、手机查询、网上查询等各种收费查询方式要晚上好几天。这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付费的信息快捷准确。于是有人在想，什么时候这顿营养价值相等午餐能以公益事业的名义免费供应？而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向导公司可以撤出北京站、西站，可以不提供有偿信息查询服务，但谁来为每年几千万的旅客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呢？

　　但愿有一天，免费午餐不仅仅是个良好的愿望，而无人提供免费信息查询只是份徒劳的担忧。

　　（晓健／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