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曾任兰州市市长的张玉舜受贿案8月25日在甘肃定西市人民法院开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张玉舜在法庭上两次发出“反问”。一是张玉舜认为有的受贿款属于馈赠和借款，要求传有关人作证，但有关行贿者均未到庭。于是他反问“行贿人哪里去了？”二是最后张玉舜反问：“领导干部全部按受贿罪判刑了，可没有一个行贿的老板被判刑，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行贿人的行为难道就不是犯罪吗？他们的行为就不用追究了吗？”(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不能因为提出问题的是腐败分子，就鄙视、不屑一顾。其实，提出这一问题的何止是张玉舜。在2003年初广州市的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就向检察院检察长陈武发问：为什么行贿者受查处的不多？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家友在见到记者时，曾经劈头盖脸地问道：“你听说过有多少人因为行贿而被判刑？”他接着说：“当前查处受贿者与行贿者没有达到应有的比例，这也是执法不严的表现。”

　　目前对行贿者惩处的太少，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理论上说，判处了一个受贿的贪官，起码应该会惩处多个行贿者，因为一个贪官绝不是只受了一个人的贿。以张玉舜为例，他就收了赵友海、贾仲瑚等人的行贿款。广州市2002年的前五年共查处县处级和厅局级干部386人，如果按照常识，被查处的行贿者应该更多。但目前对行贿者的查处，显然很不成比例。

　　为什么对行贿查者处不多？陈武检察长分析，一是行贿人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无奈行贿的，他们没有过错；二是行贿者在案件查处中积极配合，有立功表现，予以减轻或减免处罚；三是有的不用物质行贿，查证比较难。陈武分析的这几条在今天已不能解答群众的疑问。目前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被迫行贿的已经少得很了，许多都是商人主动出击，瞄准有权的官员而行贿的；至于查证困难，这也不成为理由。以张玉舜为例，既然已经定案他受贿人民币35万，美元6万，是谁行贿也已查明，为什么不惩办行贿者？结果只是作为证人传他们到庭，可他们人影也不见一个。

　　我们不想讨论受贿和行贿谁更应该打击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只打击受贿，不打击行贿，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表现。我国《刑法》第390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法院也许可以说，检察院没有起诉。那么检察院为什么不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的立案标准规定，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就该立案。

　　因此，我国目前对行贿罪判刑太少，实在是令人费解。

　　《刑法》关于惩处行贿罪的规定不能成为空文。从现在反腐败的实践看，姑息行贿者实在是贻祸无穷。因此，应当迷途知返，再不能让行贿者逍遥法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