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上海新闻界

　　■文/陈进鹏

　　从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1937年的“七七”、“八一三”，到1945年抗战最后胜利，上海新闻界的爱国进步力量以报纸、期刊、广播为武器，同仇敌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弘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前不久的上海新闻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上，大家深情地回顾了新闻界前辈们在抗

日烽火中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雄业绩。

　　汇聚在抗日的旗帜下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展的全面抗战，上海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始终团结在爱国抗日的旗帜下，以血战到底的勇气，积极推进抗日爱国运动。

　　1932年3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进步团体——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记联”)在上海成立。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记联”的《斗争纲领》、《开办国际新闻社传播革命消息》、《广泛建立工农通讯员》等项决议。国际新闻社主要向国外报道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此后，国新社成为“记联”的活动中心。上海记者公会也相继产生。这些团体为30年代初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挥了有力的组织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宣传抗日斗争，由上海书报杂志编辑界知名人士陈望道、顾执中、王芸生、樊仲云等50余人组织成立了上海编辑人协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严饬前线各军不得退让，亟起全面抗战”。同时，有新闻界人士参与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统一领导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立报》、《国民》周刊、《新学识》半月刊、《救国周刊》等，开展救亡宣传工作。上海新闻界进步人士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夏衍、恽逸群、陆诒、羊枣等倡导发起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后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改称为记者学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抗日战火中的上海诞生。她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反对国民党新闻垄断的重要新闻团体。许多地区都相继成立了省市青记分会。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她的诞生之日，就是我们中国的记者节。

　　抗日爱国报刊风起云涌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后，上海抗日爱国报刊风起云涌，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新闻战士义愤填膺，上海成了全国抗日救国的宣传中心。面对国难家仇，许多报刊发表了多种形式的报道文章，揭露日寇侵略东北、进犯上海的罪恶行径。

　　《申报》在1931年9月20日的要闻版上以大字标题报道了“九一八”这一严重事件，同时发表了《日军突然占领沈阳》的长篇时评，呼吁“外患当前，内争亟应泯灭，共赴国难，不可再豆箕自煎，陷民族于危难”。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特出专刊，及时报道上海军民英勇抵抗的战况，还募集救国捐款，支援十九路军作战。《民国日报》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对日本浪人焚毁引翔港三友实业社事件作了详细报道，揭露了日本当局的险恶用心。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坚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做了大量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在这期间，爱国报人还和进步作家联手发表宣言和声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戈公振与巴金、陈望道等129人联合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强烈抗议日军的暴行。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出版，坚持抗日救国立场，积极宣传抗日，直至1937年12月14日停刊。

　　从“一二八”到“七七”事变前，上海先后出版有十多种晚报，其中如《大晚报》《大美晚报》等，都曾报道过抗日救亡的消息，社会影响较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在战火硝烟弥漫之际，上海爱国报人怀着满腔怒火，纷纷创办各类报刊，与上海军民一起抗击日寇侵略。

　　8月19日，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除他主持编务外，郭沫若、茅盾、巴金、金仲华、柯灵、胡愈之等也曾参加该刊编辑工作。《抗战》三日刊以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每期必附有地图《战局一览》，用各种形式，及时系统地报道与分析抗战形势和国内外时局。

　　8月24日，由刚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著名人士郭沫若任社长，夏衍、樊仲云任总编辑，巴金、王芸生、金仲华、茅盾、范长江、柯灵、夏衍、邹韬奋、曾虚白、顾执中等30位知名人士为编委会的《救亡日报》创刊。国民党军队西撤后，鉴于上海租界内人心浮动与惊慌，《救亡日报》及时发表了《加强我们对“持久战”的认识与“最后的信念”》一文，呼吁上海人民“坚定信念，积极继续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

　　9月，施复亮主持的《文化战线》，章乃器、夏征农等主编的《前线》五日刊，柯灵主编的《民族呼声》，金仲华、郑振铎等主编的《世界知识》半月刊和《国民周刊》，以及《救亡漫画》、《烽火》等报刊相继创办。有10家小型报纸也联合出版了《战时日报》。

　　上海的二十多家通讯社，不论官办的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还是民办的新声通讯社、大众通讯社、申时通讯社、大华通讯社等，都为抗日宣传作出了努力。

　　上海各类广播电台也投入了抗战爱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2月9日，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由夏衍、梅益、姜椿芳、于伶、林淡秋等负责编译的《译报》创刊，通过翻译外国报纸新闻的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阴谋，它是上海沦陷后，惟一由国人创办的日报。该报一连接到新闻检查所三次通知，强令送检，最后因印刷受到威胁，无法付印，出至12月20日(第12期)被迫停刊。紧接着，1938年1月21日，《每日译报》出版。编辑部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有梅益、姜椿芳、王任叔、恽逸群等。它的重要宣传内容，一是坚持全民抗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二是揭露与抨击日军侵华暴行和汉奸投降活动。该报出版的《译报周刊》还刊出《新四军特辑》，对这支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抗日队伍的战斗业绩作出了积极的评价。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由爱国人士严宝礼创办，徐铸成任主笔。同年12月，又创办《文汇报·晚刊》。《文汇报》的宣传方针，始终是坚持抗日救国，坚持民主正义。它诞生第一天，就在创刊号的头版头条位置上，以特大字号的标题刊载了一则郑州专电，报道了津浦线上我军两路包围日军的消息。据统计，该报头版头条报道，90%以上都是有关我国抗战的军事新闻。如台儿庄战役期间，3月19日至4月10日23天内，有22天将这场战役的报道作为头版头条，以满足上海人民渴求抗战信息的需要。

　　4月2日，由刘述笙、恽逸群先后任总编辑的《导报》创刊。曾全文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报道了新四军在江南的战绩。

　　《译报》、《文汇报》、《导报》的言论和文章，旗帜鲜明，笔锋犀利，揭露日寇和汉奸的罪恶行径淋漓尽致，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舆论宣传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人民群众誉为“‘孤岛’的三枝花”。

　　同月，由柳亚子主持、胡道静负责编辑工作的《通报》也出版了。

　　9月10日，巴人(王任叔)等主编的《民族公论》月刊出版。

　　10月10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办的《文献》创刊。它按月汇编各报刊发表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和图片，歌颂国共合作形势下的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事迹，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论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9年4月止，租界内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以外商名义注册的各类报纸已达17种之多，总销量为20万份。同时，各类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时事政治性刊物也纷纷创刊或复刊。

　　上海风起云涌般的抗日报刊的崛起，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坚定抗日信心，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抗日新闻宣传史上值得永志的珍贵记录。

　　范长江、孟秋江、陆诒……

　　上海新闻界在抗日的炮火中，荟萃了全国新闻界的精英，他们中间有范长江、邹韬奋、恽逸群、孟秋江、陆诒、徐铸成、顾执中、李竹如、沙飞、俞创硕、冯英子……他们用手中的笔或相机作武器，动员民众、鼓舞士气，揭露敌人。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顾个人安危，奔向抗击日寇侵略的最前线。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激烈战火中，时任《新闻报》记者的陆诒就深入闸北战地，现场采访。他的记者生涯就是在这战火中开始的。“七七”事变一发生，陆诒又奔赴宛平，直接采写了《卢沟桥前线》的战地通讯。之后，他又赴抗日战争激烈进行的太原前线。还先后采访过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保卫武汉战役。他采访过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抗日名将，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他也采访过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李宗仁等。

　　范长江是我们新闻界所最熟悉的。他在抗日的烽火中写成的《中国的西北角》，曾经七次再版，影响广及海内外。1937年11月8日也是他牵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孟秋江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既在《大公报》任职，又是上海《新闻报》的特约记者。那时，上海《大公报》上由范长江、孟秋江等所写的战地通讯，吸引了广大读者，激励了人们的爱国抗战斗志。秋江采写的《大战平型关》中有一句话：“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成了中国新闻记者的行为准则。他还深入采写了八路军打击日寇的雁门关战斗、平遥战斗。哪里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他就奔向那里。他写过江西、福建的抗日战斗，又到敌后根据地，采写那里军民齐上阵的战斗故事。

　　夏衍同志有过这么一个评语：“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

　　记者们深入抗日战场浴血奋战，编辑和报人们运用报纸的版面语汇和评论文字，组成一个强大的抗日爱国宣传阵地，显示了强大的威慑力量。恽逸群从“一二八”到“八一三”，先后主持了《立报》、《华美晨报》、《大美报》等多家抗日报刊的笔政，每天要写两三篇评论，它们尖锐地揭露了日寇的侵略阴谋和在沦陷区中执行“以华制华”、掠夺榨取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他驳斥主张和侵略者“亲善”、“和平”的汉奸谬论；他分析持久抗战必然胜利的道理；他呼吁国民党在大敌当前时加强政治团结，批判为一党私利而搞磨擦、闹分裂的错误行为……这些评论，鼓舞和坚定了读者的抗日意志，提高了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抗日战争后期，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采访43天，他的报道《延安一月》被周恩来同志比作中国记者采写的《西行漫记》。

　　在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火中，上海新闻界的评论队伍可以说是空前强大，除了恽逸群等人，更有郭沫若、夏衍、王芸生、邹韬奋、梅益、柯灵、王任叔、姜椿芳等一大批著名的评论家。

　　在腥风血雨中前赴后继

　　上海新闻界为宣传抗日，顶住了种种压力，也遭到了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血腥迫害。不少新闻战士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新闻界人士没有被压倒，在“孤岛”时期，他们硬是支撑住了正义的旗帜。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就因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退让，1932年12月被当局强行查封。1935年11月，邹韬奋又创办《大众生活》，1936年又被以“鼓吹民众武装抗日，攻击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等“罪名”，勒令停刊。

　　在《生活》周刊遭查封后，杜重远为使其“重生”，于1934年2月在沪创办《新生》周刊，继续为抗日救亡作宣传。1935年6月，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侵略者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藉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严重抗议”。当局由此将《新生》周刊封闭，杜重远也被判徒刑一年又两个月。

　　同样，《申报》由于公开主张抗日，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和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著名报人史量才于1934年11月遭特务暗杀。

　　《文汇报》创刊后仅十几天，就于2月9日收到了日伪特务的恐吓信，要《文汇报》“改弦更张”。三天后，又有日本特务和汉奸收买的一个暴徒，闯进文汇报馆，将一颗手榴弹投向馆内，发行科职员陈桐轩被炸身亡，广告科职员萧岫卿和毕祉芬负伤。陈桐轩成为上海“孤岛”抗日新闻战线上殉难的第一人。以后又不断发生送注有毒液的水果，投递已经腐烂的人的手臂，以及发恐吓信等事件，但都遭到《文汇报》同人的坚决反击。鼓舞抗日斗志的社论、短评，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及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消息，仍一篇又一篇出现在版面上。《文汇报》同人用坚决宣传抗战的实际行动，来回答敌人的恫吓。

　　这类投弹破坏的事件，在其他报刊也有发生，如《华美晚报》的发行人密尔士的办公室、《大美晚报》编辑袁伦仁寓所，也都遭到过投弹破坏。

　　在《文汇报》遭受日本特务和汉奸的炸弹和恐吓威胁后，《每日译报》、《申报》、《大美晚报》都遭暴徒袭击，捣毁。1938年1月至5月，不到半年时间，这类卑劣行径前后达八次之多。1940年7月，汪精卫傀儡政府发表对上海83名抗日爱国人士的通缉令，其中列名于上的上海新闻工作者就有49人，如《申报》的马荫良、伍特公、胡仲持、瞿绍伊、张叔通、张一萍、赵君豪，《文汇报》的高季琳(柯灵)，《世界知识》的金仲华，《新闻报》的汪仲苇、顾执中、王人路、倪兰深、徐耻痕，《大美晚报》和《大美报》(《大美晚报》增出的日刊)的张似旭、程振章、吴中一、张志韩等。

　　惨遭日本特务和汉奸枪杀的有《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程振章、朱惺公、李骏英，《申报》的金华亭，《新闻报》的倪兰深，大光通讯社的邵虚白等。瞿绍伊、顾执中遭枪击受伤，金学成、钱纳水、唐焕栋、严独鹤等遭绑架和逮捕。

　　对于日伪势力的残酷迫害，上海的爱国报人显示了铁骨铮铮、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概，在腥风血雨中坚决进行了反迫害的斗争。《文汇报》在炸弹事件发生后，立即披露事件真相，发表社论《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并在《悼本报同人陈桐轩先生》的文章中庄严宣告：“本报始终抱定一贯之政策，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胁与恐吓，以尽报人之天职，决不因陈君之死，而变更本报之宗旨及信条”。

　　《每日译报》面对日伪特务的破坏、造谣阴谋，同样是将其罪恶行径公诸于世，从而赢得了社会的支持。

　　1939年8月1日，汪伪特务以手枪、炸弹和恐吓信，威吓《中美日报》，要它必须在这天停刊。但该报不仅照常出版，还发表社论《恐吓与正义》称：“本报自遭袭击并恐吓以后，不但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反而益深团结奋勉之念”。

　　1939年8月30日，《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遭到汪伪特务狙击，当场遇难。该报刊登致汪精卫的公开信，要他对这一惨案公开表态，这使汪精卫十分狼狈。

　　无畏的新闻战士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促使新闻从业人员更加觉醒，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继续战斗。更多的上海新闻界人士走向了全国，有的到抗日前线采访，有的直接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投身于更广泛更深入的抗日宣传，在夺取抗战胜利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新闻界的前辈们在抗战中的业绩将永存史册。他们所留下的珍贵的精神遗产，将永远激励我们，兢兢业业地做一个新时代的新闻战士。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成为“孤岛”的上海创刊。它诞生第一天，在创刊号头版头条位置上，就以特大字号标题刊载了一则郑州专电，报道了津浦线上我军两路包围日军的消息。据统计，当时《文汇报》的头版头条报道，90%以上是有关我国抗日战场的新闻。如台儿庄战役期间，3月19日至4月10日23天内，有22天将这场战役的报道作为头版头条。

　　《文汇报》《导报》《华美晨报》均是上海“孤岛”时期敢于宣传抗日救国的中文报纸。摄于1938年5月新华社发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右一)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右三)在抗日前线采访

　　国难当头，上海爱国报刊奋起投入抗日救亡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