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少年

　　他们或许还不到一枝步枪的高度却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战争

　　抗日战争中的少年

　　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回望历史，透过时间的硝烟，残酷的战争中，隐现着无数中国少年稚嫩的脸。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不会走上战场，但他们明白已经没有选择。小小年纪，

已知精忠报国。

　　少年从军

　　1939年10月的一天，上海外滩码头，日军岗哨刺刀寒光闪烁。12岁的董坤明镇静地走过，他知道，他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新四军战士。

　　董坤明是个孤儿，1938年进入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工华难童收容所。在难童收容所他最难忘的一件事是1939年春节去慰问“四行孤军”。

　　董坤明秘密离开上海时，前来迎接的交通员事先准备了一套应付敌人盘查的话。为了避免差错，交通员要他事先背诵了好几遍，完全无误后，才带着他上船离开上海，经常熟横经乡到达常熟东塘镇，正式参军。

　　1940年，徐道明16岁，离家参加新四军。回忆当初为何参加新四军，徐道明说，动机很简单，“不愿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当亡国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徐道明在家穿皮鞋，当兵只能穿草鞋——老兵对他很照顾，草鞋磨脚，战友为他打草鞋，他们先穿，穿软了再给他穿。战斗环境恶劣，没有时间洗衣服，身上长满虱子，一捋一把，当时称之为“革命虫”。

　　跟徐道明一样，17岁的英俊少年郑大芳也是不甘亡国奴的屈辱走上从军之路的。郑大芳家住上海闸北，上学路上要经过日军宪兵司令部，时常被日本人刁难，被迫鞠躬行礼。

　　1939年年初，高一学期尚未结束，郑大芳就在母亲曾英的支持下，参加“上海各界赴第三战区慰劳团”，乔装通过敌占区，从浙江经江西到皖南，毅然留在了新四军。

　　受哥哥郑大芳影响，1941年8月，年仅15岁的郑慈带着13岁的弟弟郑国芳跑到苏北投奔了新四军。1944年4月，母亲曾英又带着13岁的郑仲英、11岁的郑国英和9岁的郑雪英来到根据地。在孩子衣服里，藏着机密情报——上海的城防图。

　　郑仲英后来成为一名新四军文工团员，而郑国英与郑雪英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参了军，并参加了抗美援朝。郑家七兄妹，除了老二郑仲芳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外，其他6人均是少年从军。郑大芳在1944年3月壮烈牺牲，时任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三营教导员。牺牲前7天，刚过了23岁生日。

　　烽火岁月

　　大哥郑大芳牺牲时，郑慈18岁，兄妹俩隔着一座山。她没有见上哥哥最后一面。哥哥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想见我妹妹……”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死亡已经司空见惯。徐道明回忆说，冲锋或撤退时，身边的人猝然倒下，便永远也站不起来。

　　参军三个月，徐道明就参加了6次战斗。他先当机枪手，每逢战斗，捷克造轻机枪一响起来，日本鬼子不被打死，也趴着不敢动了。

　　一次战斗，一名战士脚被炸断，抬下去时对徐道明说：“你已经是一个老兵了，要像一个老兵……”他感动得哭了，那时他入伍才三个月。

　　战争的洗礼让人迅速成长。跟董坤明一样从上海难童收容所参加新四军的王根发，15岁牺牲时已当上了连指导员。1940年，新四军第一支队北撤过封锁线时，与鬼子作战，王根发腹部中弹，坚持不上担架，行军三里，猝然倒在一片麦田里。

　　胜利时刻

　　1945年8月，日军投降，董坤明随部队攻入江苏溧阳，作为胜利和成年的见证，他照下了平生第一张大头照。

　　一张充满稚气的脸，笑得好甜。那一年，他刚刚18岁。

　　郑慈珍藏着一张拍摄于1944年的新四军6师16旅医务人员的合影。苍颜白发的老人常常轻抚着照片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百感交集，她至今尚能叫出相片里许多战友的名字：那几乎都是一群孩子，很多人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抗战时期，到底有多少少年儿童离开家乡投入抗战，恐怕多得已无可考。许多孩子未及成年就血荐轩辕……

　　当年面孔稚嫩的小兵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他们无法忘记当年的战争与战友。譬如徐道明，现任新四军沙家浜部队老战士宣讲团团长，迄今已做过800场次讲座。他说，要让孩子们记住历史，记住在那个民族危难的年代，中国孩子的悲苦与热血。（新华社上海9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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