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无论多么合理歧视就是歧视

　　作者：洛洛

　　在日前北京大学小语种招生过程中，该校外国语学院对男女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男生为：文科590分，理科619分；女生为：文科598分，理科636分；文理科女生分数线分别比男生高出8分和17分。这种做法引起家长的抗议和质疑，经媒体报道后更引起了很多的议论。

　　据《暸望东方周刊》报道，北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曙雄教授认为，北大这样招生的初衷是，男少女多的学生比例显然违背男女协调的自然规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也非常不利。”而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前院长于长敏教授提到，“许多老师都认为，总不能今后中国的对日外交都是女同志去干吧？”

　　事实上，高校部分院系和专业学生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非自今日始。即便是在女生比例最高的上世纪70年代,

　　高校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显然和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众所周知，当一个家庭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男孩通常会优先得到教育深造机会；但如果独生子女家庭，那么在同样条件下女孩和男孩受教育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而现在正在高校就读、并受益于高校扩招的一代人，在我国日益对城镇户籍和沿海地区倾斜的招生模式下，独生子女应该占很大比重。因此高校女生增加，应该跟这一带学生的来源地结构和家庭结构有关，而不是高考的规则更加有利于女生了。

　　我同意刘曙雄教授关于“性别协调”的主张，但这个性别协调，应该涵盖一切专业、一切领域，最重要的是对两性一碗水端平。不能女生多了就是失调，男生多了就算正常，甚至女生超过1/5、1/3就天下大乱；更不能像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日前说的“女生外交就只代表女儿国”，而我国从政府机构到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接近于全男班的结构，就理所当然能够充分代表一个女性比例48.4%的中国。

　　说到底，不愿意多招女生实质原因，应该是出于学生毕业后就业的考虑，接收单位普遍欢迎男生，女生就业相对困难。对于现在纷纷以学店自居的产业化高校，面对市场调整产品结构便成了题中之义。

　　有调查表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就业率低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如果学校以这个为理由，提高农村学生的入学门槛，我相信像鄢先生这样有民权观念的论者肯定相信这是地域歧视。同理，因为女性(并非因为自身素质导致的)就业困难而提高女生入学门槛，这不仅是性别歧视，而且是性别歧视的马太效应。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歧视就是歧视。对歧视的解释实在很简单———“不平等地对待”。公众其实很容易判断，北大招生事件中，有没有人被不平等地对待，而这个不平等，是否基于性别。

　　这么显而易见的歧视行为，当事人自我辩解尚可理解，社会舆论有多元的理解也属正常，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到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林慧卿说，“男女平等、保护学生利益”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基本原则。但各学校针对不同情况制定招生政策，并不需要经过教育部批准。“很多学校针对个别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调的情况，将女生分数线提高，男生分数线降低录取，教育部对此并没作出统一的规定。”

　　这意味着，性别平等这个“基本原则”在我国并没有细则和程序上的足够保证，很可能在操作层面落空。面对或明目张胆或潜规则操作的招生录取中的性别歧视，至今仍只停留在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阶段，没有任何公权力准备对此有个说法或者实施管理行为。这才是北大招生事件最令人忧心的关键。

　　女性就业受歧视、男女生在专业兴趣和特长上有过大的分歧，这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天天嚷着国际化的名校管理者或许应该真正扩展一点国际视野。据报道，30年来美国教育界一直在执行“女孩计划”，即针对女生的认知特点，采取适合她们的教学方式，弥补女孩在数理化等学科上的弱势，现在美国12年级女生的数学表现只较男生略逊1.33%。而美国《美国教育法修正案》、《性别平等法》，让女孩们在一开始受学校教育就能感受平等自由的性别氛围。在就业领域，越来越严格的反歧视和反骚扰的司法和舆论环境，让女性成为不可侵犯的群体。

　　那些担心男生在外语学习(或者其他方面)领域出局的教育者，如果他们真对教育本身有自信的话，那么就不要在孩子刚刚起步的时候一再唠叨女孩不适合数理化、男生语言能力不好，而是考虑如何因材施教，提高男生在语言学习上的兴趣和能力———而不是在起点上粗暴地破坏社会公平，进行名不正言不顺的“协调”。教育是激发人类潜能、开放未来、改变现实的动力，以教育者的方式解决教育本身的问题，或许来得更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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