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家庭挣扎于大都市边缘的30年黑户人生(3)

　　童年

　　不读书没文化识字少

　　李贵娟想读书。她是李殿洲最小的女儿，生于1978年9月，还不满一周岁时，就随父母进京漂泊。她没有进过学校。8岁的时候，看见同龄人背着书包去学校的样子，她好羡慕。

　　李贵娟缠着妈妈要上学。妈妈说，你如果有心，就站在一年级的门外面听。李贵娟也去试过，不过学校看大门的人根本不让进。李贵娟有个要好的同龄朋友，家里还有个小黑板。放学后，有时李贵娟就向她学习。房东有个亲戚是小学教师，有时也会教些东西给李贵娟。李贵娟学得还不错，以至于有时还可以帮邻居小朋友写作业。

　　不上学的李贵娟有自卑感，怕人瞧不起。每天早上出去捡东西时，她都在身上背个斜挎包。别人问起来，她就说去附近的通县上学。

　　又过了一年，在她的缠磨下，妈妈终于开始答应她。“我妈说，让老师考考你，如果老师的问题都能答出来，就让你上学。”李贵娟说，妈妈带她去了学校。没上过幼儿园的她轻松回答了老师所提的几个问题。当时学校的教材已经发完，这位老师让她去王府井书店购书。

　　“出了校门，我妈就变卦了，说我们现在饭都吃不上，你考虑下。”李贵娟说，“我哭了好几天，后来想想妈说的也有道理。就不再提上学的事。”

　　李贵娟缠着妈妈要读书的时候，她家的生活已经不是刚来北京时那么窘迫了。她的姐姐李贵秋在上学年龄时，每天忙着捡饭和拾荒，根本连上学的念头都没有动过。

　　兄妹中最有文化的，是排行老大的李贵锋。李贵锋最初没有随家人来京，他留在姑姑李殿勤家，高一辍学后又在黑龙江省北安市的叔叔家务农五年。李殿勤和邻居还记得他是一个学习非常优秀的学生。李贵锋说，初中时他的成绩时常排在学年第一，文革后恢复高考，他的班主任还替他报名参加高考。“老师说我应该没问题，我初中学的东西比文革中长大的那些人学得好。后来因为高考报名时需要登记户口，我就没参加。”

　　李贵锋失去的是一次可能上大学的机会，他的弟弟妹妹则因识字少而时常面临着生活中的尴尬。2003年6月，李贵仁因膀胱癌需要动手术，医生要他写上“同意麻醉”并签名。他不会写。护士后来把着他的手写下了这四个字。

　　写字对他们而言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李贵宝说，“一般的大字就不认识，走到哪都要现问人家。长大干什么都不行。”他曾经在北京古观象台工作过。刚去时，他就为填写简历发愁。碰到不会写的字，即去问别人，别人就笑话他这么简单的字都不会写。这之后，他的简历都让别人帮助写。

　　李贵秋13岁开始到汽水厂打工。领工资时，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最后想出的解决之道是，让车间的一位四川大姐帮她领工资，她帮四川大姐干活。在这位同事离职之后，她又让班长代领。

　　成人

　　找工作难结婚生子更难

　　李贵宝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胶合厂做临时工。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贵宝说，“因为没有身份证，我去求职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都说很同情，但是没身份证无法登记，不敢用我。”李贵宝后来是在熟人的介绍下才进了胶合厂。李殿洲的几个孩子，大都是通过房东或其他熟人的介绍，才得以进厂做临时工。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李贵宝又到了一家燃机厂，和三哥李贵才一起在绿化队工作。李贵才是绿化队的队长，还在一次智斗歹徒的过程中保卫了集体财产，获得厂领导200元奖励(《北京市交通运输报》曾报道)。李贵宝说，他们住在工地，干活勤快，经常受到领导表扬。工作了几年之后，有一天行政科的领导把他和李贵才叫到休息地，说领导正考虑为他们转正。“我们当时就和他说了，没有户口。他说那就难办了。”

　　几年后，这家燃机厂裁临时工，李贵宝和李贵才都失去了工作。李贵才是兄妹6人中最“能干”的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了一个搞

　　李贵宝的大哥李贵锋，1985年在中建一局五公司做临时工时受伤，右手腕静、动脉血管和神经局部割断，大出血。虽经治疗，右手还是落下残疾。李贵锋现在和二弟李贵仁、大妹李贵秋一起，在住所附近的一家农贸市场卖小百货和服装。

　　李殿洲聊以自慰的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他们家人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

　　李殿洲家现在还有两个光棍:次子李贵仁和长子李贵锋。李贵锋今年42周岁了。他曾经谈过一次恋爱。那是1987年，他和一个女孩相处了一年左右。李贵锋说，“她的父母对我们家的遭遇也都很同情，但后来还是觉得没有户口以后难以生活。她家人反对，我们就分手了。”

　　李贵锋的妹妹李贵秋有了伴侣。她和付胜虎已经同居了7年，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办结婚证，也就一直不敢要孩子。2002年，在婆婆的要求下，李贵秋决定生一个孩子。在这之前，她曾流产了两次。

　　付胜虎是北京人，在北京铁路分局某车辆段工作。在李贵秋怀孕三月之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单位领导。他的本意是想让领导帮忙想想办法，给孩子落个户。但是他得到的答复是，必须把孩子打掉。“单位领导说，他们有计生包保责任，如果我这样有了孩子，他们要受处分。”付胜虎说。

　　李贵秋已经流产过两次，付胜虎担心再打掉孩子会导致习惯性流产，将来无法生养孩子。回家后，他狠了狠心，打算辞掉工作。他的妈妈和李贵秋在一旁掉眼泪，她们担心，辞掉工作后，生下这个孩子，今后也没能力抚养。当晚，付胜虎单位的工长又来到他家，叮嘱一定要把孩子打掉，不然就不要去上班了。

　　孩子最终还是被打掉了。

　　李贵秋的四哥李贵宝没有正式工作，他选择了让孩子生下来。1992年，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史天芹开始和李贵宝同居。她当时想，户口总有一天会解决的。两个孩子先后出世了，因为无法随母亲在北京落户，在读书时，他们向学校交了几年借读费。

　　现在，史天芹的大儿子龙龙已经上6年级了。他说，“每学期老师都会问我，你的户口办下来没有。我说，还等着呢。”明年上半年就要考初中了，龙龙也知道，没有户口自己上不了初中。他面临失学的危险。

　　“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李殿洲一家在北京参加过两次人口普查，每次他都如实填写自己的“黑人”身份。来京二十余年，为了户口的事，李殿洲找了很多部门。他碰到很多同情他的人，这让他时常产生乐观情绪，但希望每次都是很快就破灭。

　　在北京双桥附近，李殿洲一家换了近十个住处，只有一次是被警察撵才搬家。他家的境况，附近派出所早已了解，平素不会有人来为难他们，多年来，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办暂住证；事实上，没有户籍，他们也无法办暂住证。

　　没有户籍，他们很多事情都无法办。李殿洲的几个子女在农贸市场卖货，他们的摊位都是以李贵秋的伴侣付胜虎名义申办的。他们甚至无法领取汇款，也不能存款；好在他们没有多少钱需要存在银行里，也没有人给他们汇款。

　　李殿洲曾经居住过的康宁大队，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回忆起这个曾经的皮匠。李殿洲已经20余年没有回家乡了。到北京后，只有他的妻子李秀珍在1987年回过一次黑龙江。那一次，曾经对她的工作问题做过调查的省粮食学校原校长丁玉贤，还给她写了份证明材料，其中提到李秀珍一家“双城县的户口问题、粮食问题、赶出农村等问题”:“她们全家七八口人没户口、没住处，对国家、对社会影响很不好。”李殿洲说，“这之后，我们家的事仍然一点头绪都没有。一气之下，我就不和亲人们联系了。”

　　毫无音讯的日子过了近20年。2005年8月24日，记者依照李殿洲提供的地址，在黑龙江双城找到了她的姐姐李殿勤家。李殿勤刚好去哈尔滨看望她的母亲，她的儿媳对记者说，“我们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李殿洲还活着的消息，让家乡的亲人着实兴奋了起来。8月26日早晨，李殿洲接到电话，他听见自己91岁的母亲的声音从话筒传来:“殿洲啊！”

　　李殿洲说:“我是不孝长子殿洲。”

　　李殿洲还活着，只是他的老伴李秀珍和三子李贵才已经撒手人寰。提起过去，他常常泣不成声。“我已经60多岁了。我有没有户口都无所谓了。”他站起来，摊开双手比划着，大声说，“可是我的儿女、孙子，他们需要户口啊！不然今后怎么生活？！”

　　本报记者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