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民生体验(4)北京4位“4050”人的生活故事

　　引子

　　“4050”人员通常指的是男性50岁、女性4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也泛指年龄在4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人员。这些人员是下岗失业人员中就业最困难的群体。与其他年龄段的下岗失业人员相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再就业能力弱，家庭负担重。形象地讲，他们的特点是“上有老，下有小，退休尚早，再就业已老”。

　　根据抽样调查，下岗失业人员中1年以上没找到工作的占74％，失业周期最长的几乎全部是“4050”人员。“4050”人员再就业难已成为当前再就业工作的突出矛盾。

　　笔者近日走访了北京市的几个社区和街道，了解了许多“4050”下岗人员的生存状况，我走进了他们的家里，对几位“4050”人员进行了贴身采访，亲身体验了他们的生活。

　　“凡事努力，总会有收获”

　　【小档案】

　　姓名：尚军

　　性别：男

　　年龄：49岁

　　文化程度：初中

　　原工作单位：北京某汽车集团

　　下岗时间：2002年夫妻双双下岗

　　目前生活状况：家庭月均收入600多元，有一孩子即将上大学

　　最大愿望：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已经实现）

　　2002年，尚军失业了，和许多职工下岗的原因一样，也是因为单位股份重组、人员调整。同年4月，妻子也下岗了。妻子身体不好，血压高、有糖尿病。尚军家的住房，也正赶上拆迁，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

　　尚师傅摇摇头说，那时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儿子正在上中专，孩子还一心想考大学。值得欣慰的是，在去年，孩子通过参加辅导班，仅用了9个月时间，今年高考就如愿以偿了。孩子的不懈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尚军说：“孩子的努力也给我不少启发，我从此坚信凡事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下岗之初，尚师傅也积极寻找工作机会，但都是一些临时工。主要还是给别人开车，但随着年龄逐渐增大，找工作越来越难，更别说是找到稳定的工作了。

　　2004年，尚军一家用拆迁费和毕生积蓄在石景山区八角中里买了一套住房。搬到新家以后，尚军的档案随之转到八角街道。他说，记得当时有人说他很幸运，因为八角街道办事处是全国的先进街道。尚军当时不以为然，并没在意。搬到八角后不久，有一次，在交党费的过程中，尚师傅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自己失业了，结果引起了组织的高度重视，产生了一连串连锁反应。

　　今年的“七一”，街道主任和副书记等领导同志来到老尚家，还给他送来了慰问金。主任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困难是暂时的，组织上会帮助你战胜困难。”很快，组织上就帮他找了一个公益性岗位———交通协管员（可以上三险），通知他考试、面试，最后他被录用。每每提到八角街道和社保所，尚军都是心怀感激。

　　虽然一个月仅有600多元的收入，尚师傅却很满足：“只要厉行节约，也就够了。”看得出来，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重新上岗，使尚军对生活重新燃起了热情，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他说爱人今年47岁，再过三年也能领到退休金了。那时，孩子也差不多完成学业，要走向社会了……

　　在交给社保所关于自己再就业的心得体会的材料中尚军这样写着：在从西城区搬到石景山区八角中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举目无亲，沉重的压力几乎使我难以承受。当我把组织关系转到中里社区，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接纳了我，使我感到了家的温暖……

　　“心态摆正，就能跟上形势”

　　【小档案】

　　姓名：马义强

　　性别：男

　　年龄：47岁

　　文化程度：文盲

　　原工作单位：石景山区某铸球厂

　　目前生活情况：身体残疾，早年离异，独自带一孩子。

　　下岗时间：长达15年

　　最大愿望：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孩子也能顺利就业

　　这里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拉车的地方，穿过蜿蜒曲折的一道道巷子，在约好的地点———街道社区委员会的一间办公室里，笔者见到了马义强。

　　老马看上去很健壮，精神抖擞，只是一只眼睛失明了，老马说那是先天的。

　　老马学龄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父亲“成分”不好，又得了重病，所以，老马没上几天学。老马把上学的机会都让给兄弟姐妹，用自己幼小的肩膀承担了照顾父亲的重任。老马16岁就参加工作，在厂里做装卸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单位越来越不景气，老马也就下岗自谋职业了。

　　没文化是老马一辈子的痛，他说自己是“新时代的文盲”。我问老马哪一次上当受骗中印象最深刻。老马告诉我，那是他在河北邯郸打工的时候，头一年半，雇主都很按时每月给他工资，最后半年，老板说单位效益不好了，一直没给工资，老马也没说什么，心想等到干完活人家总会给我吧。然而，等到合同到期的那天，老马得到的却是老板写下的欠条，说日后有钱了再让老马来取其报酬。老马回家告诉了孩子，让孩子看看条子，这一看傻眼了，儿子告诉爸爸：“您上当了。这上面写的是您欠单位6000元！”

　　这几年，老马做过不少的临时工，自己卖过蔬菜，给人修过房，在环卫局干过，当过重症病人陪护，送煤工等等，老马说：“只要能就业，有活干就行，不管挣多挣少。”

　　从老马的举止言谈看，很难把他和文盲联系起来。他说：“生活就像浪一样，有起伏，有高有低。”他还说：“只要心态摆正了，就能跟上形势。”

　　居委会的大姐告诉笔者：“别看老马是文盲，他很喜欢看新闻，对政策法规比一般人还了解呢。”在准备办低保的时候，老马曾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过自己的权益，原单位不得不给老马补齐了所有手续。费尽一番周折，老马终于可以办低保了。此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一个决定：不要低保。

　　老马说：“我已经有失业救济金（一年总共不过2000多元钱），自己能劳动，干吗要再给国家增添负担呢。”他还笑着说：“劳动光荣嘛，有劳动所得多好！不劳动，老拿钱，那不成了寄生虫了吗？”

　　老马离婚已有十多年，全凭自己一双手把孩子拉扯大。不仅如此，由于弟弟故去多年，他还帮生活困难的弟妹照顾孩子。在家里，老马既当父亲也当母亲，孩子上学的学费，他从来没有向别人借过，就靠自己到处打工挣来的，他供孩子读完了技校。难怪，街坊邻居都尊敬他，亲切地叫他“马三郎”。

　　提到往事，老马有道不尽的心酸。他说要是自己有文化，一生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小说。有一次，他出车祸了，两个胳膊都骨折了，肇事者掏了6000元。老马在医院匆匆住了一个多星期，花了2000多元，就提前出院了，他是想把省下的钱给孩子作学费。

　　老马的希望在孩子身上。幸运的是，老马的儿子非常懂事。孩子告诉爸爸说：“表弟今年该升初三了，如果表弟要考大学，我一定会供表弟读完大学再结婚。”

　　“现在什么工作都愿意做”

　　【小档案】

　　姓名：杨茹谷（化名）

　　性别：女

　　年龄：45岁

　　文化程度：高中

　　下岗时间：1998年合同到期下岗

　　原工作单位：门头沟区某液化工厂

　　家庭状况：家庭月收入1200元左右，两个孩子上学

　　最大愿望：希望国家能让部分女性退休年龄提前到45岁

　　杨茹谷家住在石景山区法海寺附近，4口人挤在一间平房里，卧室加上厨房总共面积只有17.2平方米。两个儿子，一个在技校，一个在大专就读。

　　杨茹谷家是个组合家庭，爱人在地铁公司上班，全家人的收入来源是丈夫的工资加杨女士的低保。

　　居委会也一直操心帮着杨茹谷找工作，但是一般招聘的单位都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再则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她在市场竞争中难免惨遭淘汰。下岗后本身心情不好，一次次地寻找工作，又一次次地遭受打击，她的心理压力不小。

　　自1998年下岗后，杨茹谷几乎每年都在找工作，但成功的次数寥寥无几。谈起再就业中的艰辛，她叹叹气说：“已经受伤多次了，现在什么工作都愿意做。”

　　她记忆深刻的一次是，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忙着为她找工作，好不容易碰到合适的机会———某医院招保洁人员，面试后对方让她回来等消息。杨茹谷没有手机，为了等工作消息，都不敢出门，唯恐错过了通知。可这一等就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为什么找工作这么难？连保洁员的工作都应聘不上呢？杨茹谷说，这是因为竞争的人太多了，像这样的体力活，人家（单位）宁愿要外地来的、比较年轻的流动人口，没有什么拖累，包吃包住，还好管理。

　　杨茹谷也曾经试过在职介所找工作，但碰到的是家恶意中介。她交了介绍费60元，做一临时工干了不到20天，就被对方找各种借口辞退了。如果要找新的工作，又需要再交钱。

　　两个孩子一年上学的学费需要8000元，大部分都是向亲戚借的。一部分还靠杨茹谷父母的退休金，老人不舍得乱花一分钱，都把钱都攒起来给孙子交学费。“自己喝粥吃咸菜不要紧，但是得供孩子读书啊。我们这辈人没文凭，要让孩子上学。”杨茹谷苦恼地说。

　　杨茹谷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家人看病难、孩子上学难。目前，女工法定的退休年龄是50岁，这意味着她还要交5年的保险金，每年要交几千元，才能有一定的退休金。由于现在没钱交，到退休年龄后领取的退休金大概只够每月的生活费，而且没有医保。

　　孩子又要开学了，她孩子上学的学费却还在筹措中。我们真心希望杨茹谷一家能在自救与社会的救助中渡过难关。

　　“大男人老闲着，真不是滋味”

　　【小档案】

　　姓名：栗雨生（化名）

　　年龄：43岁，

　　文化程度：高中

　　下岗时间：1998年起下岗

　　原工作单位：某煤炭公司

　　家庭状况：一女儿刚考上技校，夫妻都处于失业状态

　　最大愿望：找到一份能上三险的稳定工作

　　1998年，栗雨生在公司的股份制改革中下岗了。3年以后，公司经营不善破产了，拖欠了老栗两年的工资。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栗和同病相怜的10多个同事了一起打了一年的官司，厂里最后把机器设备都卖了，才算偿还了拖欠他们的工资。

　　下岗后，老栗也尝试过自己搞点经营。他曾经和人合作养羊。干了一年，结果老栗投入的4000多元都赔了进去。老栗和家人这下可都着急了，因为没有再投入资金的能力了，只能就此收手。

　　老栗也找各种工作，不选好坏，脏和累都不怕，就是想有份正当职业。但是，他体形单瘦，要真干力气活儿，哪里比得了20多岁的小伙子。有一次，去应聘一个搬运工的职位，老板当时就要老栗扛着一根两米多长，碗口那么粗的铁管上三楼。结果，老栗的身板没经得起考验。

　　老栗说：大男人总闲着，真的不是滋味，没有我这种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我的这种心情的。

　　老栗的妻子今年41岁，前些年一直是北京的农村户口，最近几年才农转非，也处于失业状态，还有高血压等病。目前，一家三口就靠低保维持生活，每月900多元的收入。

　　庆幸的是，女儿今年考上了某航空技校，老栗就盼望孩子好歹能有个工作。其实，女儿的学习成绩不错，孩子哭着要想考高中、上大学，但是，老栗无能为力，只能让孩子选择交钱少的，能尽快就业的学校上，不得已选择了读技校，学费2000多元，加上别的杂费，全学下来怎么也要五六千元，还不包括生活费、交通费等。显然，孩子的学杂费成了老栗面临的最大难题。

　　老栗说：有不少像他这样的失业人员，由于长期失业，生活困顿，他们慢慢变得自闭并有自卑感。下岗后，他们的人际交往也主动中断了。老栗说他春节都不出去串门，除了去母亲那里。

　　采访感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负责人介绍说，该街道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有1100多人，其中“4050”人所占比例有40％左右。毫无疑问，“4050”人的就业问题是当前再就业工作中最困难的人群。

　　造成目前“4050”人再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提供的岗位机会少，他们的职业技能单一、生活压力太大（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同时，他们大多数人身体也开始有病了，身体素质下滑。很明显，这个人群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关隘，他们也需要社会更多的贴心关怀。

　　在采访中，笔者切身体会到了“4050”人身上沉重的经济压力。同时，他们的精神压力似乎更加难以承受，不少的“4050”人出现了自闭和孤僻的症状，他们很害怕被社会抛弃。

　　大部分“4050”人表示，政府对他们的帮扶政策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相关的社会配套措施则很欠缺。以银行的小额贷款政策为例，其手续之烦琐，程序之复杂，让人望而生畏。

　　为了让更多的“4050”人走出人生的关隘，一个政府、社会和企业界的联动机制亟待建立。让我们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