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里中国籍高官少 最大高官就是副秘书长

　　联合国总部大楼

　　目前，中国在联合国最大的高官就是副秘书长陈剑

　　根据联合国一项不成文的规定：秘书长由五常之外的国家人士担任，最好是来自中小国家，但副秘书长则由五大常任理事国瓜分了，所以中国也有担任副秘书长这类高级职位的公务员。

　　陈健掌管会议管理部门，这是联合国最大的部门，光总部就有1200人。用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周欲晓的话来说：中国人在联合国语言部门的比较多，真正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关键部门工作并担任高职的人并不多。这里就牵涉到多方面的因素。

　　中国人不适应西方的文官制度

　　首先联合国在当初建立之时，总部设在纽约，另外还有一些分部或者附属机构则设在维也纳、海牙、瑞典、奥地利等地方，主要以西方为主。语言也以英语为主。这一方面导致招聘工作人员时，因为地理上的因素，大部分仍然是西方人，中国离得太远，再加上语言因素，联合国秘书处内除翻译人员外，大多数是美、英、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方面的问题。

　　曾经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的金永健大使表示：联合国基本上采取西方的文官制度，以英美文官制度为主。“文牍主义”在影响办公效率的同时也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适，在这种制度下，无论什么事都要写备忘录。为了一件小事，可以来来往往好多公文。秘书处内部来往之间，很少通电话，事无巨细都以书面为主，以防涉及工作责任问题，引起法律纠纷。同时为了晋升而打破头的竞争现象也与中国文化不符。中国人往往温良恭让，参与这样的竞争，往往很难。

　　另外，这与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也有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并不重视多边外交，从而也不重视联合国。往往贬低联合国的作用，称其为“美苏争霸的工具”、“空谈的场所”，贬低了联合国的作用，所以在联合国的职位选择上也不是那么热衷，对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也比较缺乏。当老一代的退休之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继任，这样让别国占先，等再想拿回属于自己的职位，已经晚了。

　　中国会费分摊比例下降

　　另外与中国的会费交纳也有一定关系。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后，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愿意分摊会费5.5%。因此，在秘书处的配额数量很大，属于低度代表性的国家群，有争取职位的优先权。以1977年为例，中国应有的名额幅度是57~78人，而中国实际占有名额为51人，属于名额不足之列。

　　但随着中国国内经济挂帅的浪潮，中国对联合国会费的分摊的比例逐渐下降。在各集团国家争夺中高层重要职位的竞争下，中国能掌控的重要职位每况愈下，年年失手。受西方集团的影响，秘书长每每以会费少或个人经历不足的理由搪塞中国争取秘书处重要官员职位的要求。目前中国的会费已超过2%，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仍然难起重大的作用。

　　最后，还有中国人的个性问题。中国人大多内向，难以适应西方官场文化。中国人语言表述能力差，所以只能局限在技术方面。对此，世界银行副行长章晟曼表示：技术再好也只是打下手的，想出头露面必须能说会道才行。而且中国人习惯独自工作，干完工作回家，缺乏人际关系的沟通，从而影响了升职。

　　所以，从目前担任高级职位的中国公务员来看，人数是不足的，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形象不符合。联合国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场所，掌握若干重要而关键的职位，不但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而且更能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尤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趋重要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