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慷慨

　　今年是复旦建校百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六十周年。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也是中华民族一次血与火的洗礼。

　　二战中，复旦大部师生辗转五千里，至重庆北碚夏坝，威武不屈，学业不辍。

　　二战中，复旦人投笔从戎，奔赴前线。他们是史迪威将军的翻译，是《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是陈纳德飞虎队的后勤官……他们出生入死，壮怀激烈。

　　二战后，复旦教授代表中国参与对东京战犯的审判，为国赢得尊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看男儿试手，补天裂。

　　曹越华：爱在战火纷飞时

　　文/卞舒舒曹庞沛

　　“我就是爱您这样的热血青年”

　　年轻人名叫曹越华。

　　1918年，曹越华出生在川东一个书香门第。1943年初，他作为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经校长吴南轩举荐，来到了昆明，在设于东郊干海子地区的炮校担任美国盟军翻译，帮助一批又一批被送来轮训的中国驻滇炮兵部队掌握美国援华的75mm山炮等军事武器和作战技术。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他邂逅了出生于世家的王德懿。两人一见倾心。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后，王德懿腼腆地吐露了自己的心意：“我的家园———重庆长江边上的王家沱早年就惨遭日本列强的蹂躏长达30多年，今天这些强盗又吞并了我们祖国的大片江山，您来前线为盟军服务，一定要彻底打败他们，一雪国仇家恨。我就是爱您这样的热血青年！”

　　“我到印度去了，告诉王德懿！”

　　1944年，中印缅战场形势日益紧迫，7月下旬，曹越华突然接到命令，立即调往印度。军令如山，他来不及告别亲朋好友，便马上出发，被军用车直送西站外的巫家坝飞机场。所幸他在途中巧遇朋友程君礼，才在车上对他大喊一声：“我到印度去了，告诉王德懿！”

　　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抵达印度的“都门都玛”，不几天再飞缅北重镇密支那。密支那于1942年8月被日军侵夺，是日军在缅甸最北部的重要驻军和空军基地。对于我军来说，控制密支那就能使中印空运在其上空轻松往返，将有力支援中国后期的抗战。

　　曹越华被派到由史迪威将军为总指挥的中国驻印军，做了新一军新30师88团的翻译官。

　　他抵缅当晚恰恰是我军收复密支那的前一夜。收复密支那的战斗早在4月就打响了，但由于美军指挥失当，两军陷入苦战，战事一直拖到8月。我军决定用“蛇壕突进”、“敢死队”冲锋与日军决一死战。

　　那晚，曹越华是在战壕中度过的。热带季候暴雨如注，战壕霎时就灌满了水。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空中火光升腾、硝烟弥漫，四周的枪声、炮声、雨声交混在一起，近在咫尺。

　　漫长的黑暗终于过去，曙光点亮了新的一天。

　　1944年8月5日，我军收复了密支那。

　　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曹越华，在战壕里给王德懿写了一封情书：“战争结束后，我将在黄土地上筑起一座小小的城堡，让我俩守着炉火听那杜鹃绽放的声音。”

　　将军和翻译官的友谊

　　攻克密支那后，军队稍作休整。9月，曹越华又随军赶赴缅中重镇八莫。

　　作为翻译官，曹越华平日里须将美军截获的情报译成中文，交给中国军队的首长们研究以制订作战计划。双方首长会晤时，曹越华就在美军作战计划和中军作战计划间来回“穿梭”，为双方首长翻译、讲解。

　　有了翻译官这座桥梁，我国的孙立人将军和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不但在作战上能够彼此谅解、精诚合作，而且在生活中也成为了忠诚的朋友。而曹越华自己和史迪威将军闲聊时发现彼此都喜欢踢足球，因而成就了一段忘年交。

　　史迪威在西点军校时，踢的是后卫，获得过优秀运动员的称号。曹越华在复旦读书时是学校足球队中锋。小小的足球曾勾起了将军的感慨：“足球和战争都具有智慧较量、力量对比的因素，但战争毕竟不是足球，它是以人的生命为资本而进行的，可不能有丝毫闪失。”

　　后来，由于政治因素，将军被迫去职，返回美国。但将军的这番话让曹越华铭记了一生。

　　功成身退与子偕老

　　中缅战场上，曹越华经历了一场场惨烈的战斗———合围南坎，芒友会师，攻克南巴卡，进攻新维，挺进腊戌，力克南杜……

　　终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曹越华所属的部队经过贵州省安龙县时，获悉日寇投降的喜讯，他立即离开了部队，返回昆明———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45年10月12日，曹越华与王德懿在昆明喜订鸳盟。初冬，他们辗转回到重庆，在北泉“数帆楼”名阁举行了盛大婚礼，复旦大学第二任文学院长、我国著名翻译家伍蠡甫做证婚人，老师、同学及双方亲属、好友100余人参加，热闹非凡。

　　后来曹越华在重庆一家丝业公司从事对外贸易翻译工作，王德懿则在一家银行担任文秘。退休后，曹越华从1995年起服务于重庆复旦大学校友会，校友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曹越华是他们的“老黄牛”。

　　60年来，夫妇二人相濡以沫，白首偕老。

　　曹越华，忠实地履行了“战地情书”中的承诺。

　　1945年仲秋，昆明火车站，人潮涌动。月台上有一个身着素色旗袍的窈窕女子。她捧着花，不时张望火车即将驶来的方向。

　　火车缓缓进站。走下来一个身着美式军服，肩佩中校军衔的年轻人。

　　在月台上，他把一枚戒指套上了她的手指。

　　戒指上血红的宝石，透射出美丽的光辉———那熠熠闪烁的，仿佛是缅北的战火，又仿佛是战火淬炼后永不磨灭的爱情之光。

　　吕德润：滇缅战场上的名记者

　　文/卞舒舒

　　1999年春节前夕，朱镕基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前往国务院参事室拜年，见到时为参事室副主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公报》著名战地记者吕德润时，敬重地对他说：“你曾经是我的偶像。”

　　吕德润，河北省晋县人，1918年生。1940年在重庆读大学时，担任重庆《大公报》学校通讯员。1943年从复旦大学统计系毕业。1944年成为《大公报》随军记者，随中国驻印军在缅北战场采访，撰写了大量战地报道。

　　吕德润的一枝笔，将遥远的战役推近到国人眼前，又将无尽希望带给茫然不知前路的民众。他的通讯不似象牙塔里的文人手笔，更多的是豪迈随意的“大兵风格”。

　　身为随军记者，为了获得第一线的消息，吕德润坐上B-25轰炸机，亲身经历了盟军轰炸孟养的全过程。上飞机之前，他知道自己没有亲自投弹的机会，便伸手抚摸了几个他能触及的“大家伙”———“我希望我抚摸过的都能投中目标。”轰炸任务顺利完成后，吕德润在飞机上也松了口气。一想到重庆惨遭日军轰炸的情形，他忍不住在心里骂道：“他妈的！你们炸我们，我们也炸了你们！”

　　他文字生动幽默，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在《中美士兵的友谊》一文中提及，战场上中美士兵虽语言不通，但却能以对方的母语作为载体来交流感情。美国兵见中国兵说“顶好”，中国兵见美国兵说“OK”。平时搭车，只要车上有空就能坐上去，不需买票、不需领特约证，临走时一句“顶好”、“OK”就万事大吉了。

　　传播久了，中国兵竟花样百出，“不K”、“不大K”也说出来了。“这恐怕连主张中西文合璧的林语堂先生也要啼笑皆非了”，吕德润调侃了不算，还附上了一则在战地流传的笑话：据说，一个护士小姐问一个伤兵可曾杀死过日本鬼子，答案是肯定的。小姐又问如何杀死的？我们这位兄弟把右手一伸说，“一个手榴弹。”那位小姐便在他手上吻了一下。当她又问到一个伤兵时，答案也是肯定的，但方式则是用嘴咬死的……

　　铁血男儿偶然流露出温情，更似松针生涛，撼人心魄。

　　吕德润常年在外，不知道故乡的消息。一遇到从云南来的学生军，他就问“重庆的公共汽车是不是还那么挤？嘉陵江的水是否还那样绿？沙坝重庆大学里的‘寅初亭’盖好没有？北碚复旦大学校园里又添了几座新房子？”对祖国和母校的拳拳眷恋，溢于笔端。

　　1945年春，战争接近尾声。吕德润描述三十八师和远征军会师的《会师记》一时脍炙人口。

　　为了会师，吕德润随大部队三日三迁，阔别3年的战友———三十八师和远征军在猛卯相聚了。

　　“下午一时过，一一六师一位副营长带着一些弟兄急急冲过来。灰棉军服，光脚，草鞋，风尘仆仆的脸上，对着他们阔别三年的弟兄们睁着眼，红着脸，摇着手，嘴角上挂着微笑。他们一时想不出话来，弟兄彼此聚拢来，向对方仔细地看了又看，握握手，交谈几句‘好吧？’‘好！’之类的短问答，都像傻孩子似的呆呆地站着。

　　……他们没有陈述各自的战绩与经过。有人一提起，又是红着眼圈分开，又慢慢地聚拢起来，像无话找话似地谈天气，谈奇怪的、乱开的花草……”

　　在吕德润笔下，相聚的气氛如此真切动人，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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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希图一举切断美英援华战略物资与孤立中国，同时占领美英在缅甸的军事基地，伺机进攻印度，西进与德军会师中东。

　　1942年1月3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建议将缅甸、泰国辟出来并入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战区统帅，美国史迪威将军任战区参谋长、中缅战区美军最高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拉开序幕。此时，中国的抗战正处于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尽管如此，中国军民仍以极大的牺牲勇气和国际主义精神，动员10万精兵入缅作战。“派出的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队伍，包括中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

　　在热带丛林中，10万远征军以6万人的牺牲书写了二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共两军牺牲的旅以上将领达200多人。

　　程君礼：我做飞虎队后勤官的日子

　　口述/程君礼整理/曹庞沛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年我刚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考入(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外文系。

　　1942年3月，日军大肆进攻缅甸，中国西南边陲告急。陆续不断的美军来华援助，形势所迫，战地服务团来渝征召大量服务人员。

　　吴南轩校长在演讲中激励大家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走上抗日战争前线。我毅然投笔从戎。不久，同四五十名同伴一起辗转前往昆明，紧接着参加了译员训练班的学习。

　　1942年底，由于战争形势突变，我被分配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美军招待所，后来接任招待所主任并获得文职中校的军衔。招待所的主要任务是接待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那时，20多名职员每一轮要担负起200多名美军将士的饮食起居服务工作。

　　最幸运的是，我在此结识了陈纳德将军。他的公馆就紧靠着招待所。

　　一天，陈纳德将军执行任务回来，满面喜悦。他路过招待所门前看见我，便喊道：“Mr.Cheng，今天我要送你一件礼物，感谢你们后勤人员的辛勤工作，保证了我们有旺盛精力投入高空的战斗！”说罢，他走进公馆，不一会儿拿出一张12英寸的照片让我看。这是将军自己身着少将军服的近照，照片上两颗银色的星徽闪亮双肩，与他胸前佩戴的几排勋章交相辉映。他顺手翻过照片，十分流利地写下“victoryisalwayswithus(胜利与我们常在)”，并签名赠送给我。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不但是学校崇高的名字，也是艰苦卓绝八年抗战中，我作为一个复旦大学生践行履痕的写照。由此，我特别感到自豪，因为自己曾为祖国的光明、民族的复兴，以及母校神圣的荣誉而战斗过。

　　(注：程君礼已于2004年与世长辞)

　　梅汝璈：我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委托来惩罚战争元凶

　　文/王尧基

　　“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职务，拟请自二月份起准予辞职，事非得已，至希俯允并宥谅是幸。专此敬请大安。”

　　这封短短的书信，就是1946年1月31日，我国著名法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梅汝璈在赴东京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之前，向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告假的信。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从复旦附近的江湾军用机场出发，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飞往东京。此后，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8次。审判中，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为国家而争法官座次

　　当时，由中、美、苏、英、法、印度、澳大利亚等11国指派的各一名法官都到齐后，大家最为关注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序。正如梅汝璈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书稿中所言：“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次、争座位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地位和荣誉的大事。”在国际法庭上，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法官韦伯任庭长，庭长右边第一个座位属美国法官。但其余座次如何排列，特别是庭长左边第一个座位该属于谁，法官们各执一词，展开了争论。

　　对此，梅汝璈义正词严地说：“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

　　尽管梅汝璈的建议合情合理，但仍未被时任庭长的韦伯采纳。开庭前一天预演时，韦伯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梅汝璈立即表示坚决抗议，拒绝“彩排”。由于他的据理力争，终于使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合理排定，中国国旗还插在了第一位。

　　不能严惩战犯唯有蹈海一死

　　法庭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辩。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其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梅汝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如仅在

　　投票前。梅汝璈特地来到韦伯庭长的办公室磋商。见韦伯难改初衷，梅汝璈激动地说道：“审判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唯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

　　“当然，个人之颜面、生死均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审判长考虑我们的这一最后请求！”

　　韦伯庭长被梅汝璈真挚的情感深深感动了。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决定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和广田弘毅等7名日本主要战犯判处绞刑。

　　判决书应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问题上，当时有人主张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万多字。

　　链接

　　梅汝璈(1904-1973)

　　江西南昌人，1924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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