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北京市长王岐山的所思与所为

　　本刊记者 张辉 杨名 整理报道 李智 摄影

　　尽管一上来便谦虚地说自己准备不足，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极具个人魅力的发言还是成为2005中国市长论坛最大的亮点。因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发展、节约和效益，所有与会的市长们都清一色地选择了衬衫和T恤，显得轻松而又得体，王岐山也不例外。

　　与印象中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王岐山有所不同的是，这位曾经在“非典”危机中叱咤风云、又在备受瞩目的奥运筹备中勇挑重担的北京市市长少了些许锋芒，谈笑之间，更像是一位亲切的朋友在和你侃大山，而侃侃而谈的话题却关乎到城市发展、建设和节约等重要话题。从中，人们或可了解到一名市长的所思、所做以及所为。

　　节约 体现科学发展观

　　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关键问题在于为谁发展，怎么发展。王岐山开门见山便说：“我认为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和现在讲的构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目前中国不少地区的发展都依赖于土地加信贷这种模式，而去年的宏观调控将这两个闸门关闭了。王岐山认为，为摆脱这种困境，就要求进行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外延到内涵，从粗放到集约。

　　谈到节约，王岐山首先从自己身边的事说开来。“我们办公室27.2度，我说怎么这么热啊，为什么啊？没开空调，因为节约，政府要带头。”为了节约用电，在夏季用电高峰的时候，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都关闭了景观灯。但是节约是不是就意味着关闭景观灯呢？对于这个问题，在肯定了保证百姓生活用电重要性的同时，王岐山也指出：“这点电算什么，能节约多少？修它是为什么，亮起来嘛！”王岐山肯定了节约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也指出像关闭景观灯这种方式省出来的电是非常有限的，节约的重点要放在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上，要放在转变企业生产方式和理念上，要本着科学的发展观。为此，他举了德国的例子。“我去年去了一趟奔驰厂，给我刺激挺大，德国的节水从小学课本就开始讲，德国的植被比我们好多了，人均水资源比我们高多了，人均土地比我们也多多了，可是我发现奔驰厂总部一共只有2.5平方公里，出70万辆奔驰车！没有阔气的门脸儿，也没留首长视察线。”

　　借鉴德国奔驰厂的经验，王岐山要求新成立的首钢冷轧厂在用地、用水方面统统按照世界水平。另外不要在厂子里搞生活区，更不要在厂子里搞办公楼。“这个厂就应该是一个车间!”王岐山说。

　　“所以节约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意识，不应该简单地作为一个口号”。王岐山说，“科学发展观是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存量问题上，余地很大，有广阔的空间。”

　　发展 坚持城乡统筹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离不开人家还烦人家，公理何在？”王岐山的话掷地有声。然而，王岐山也坦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给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央给我们(北京市)批的2020年的人口规划是1800万人。现在北京的户籍人口1130多万，半年以内的流动人口380万，但这个数字又不能完全相信，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三个月的、一个月的、瞬间的，市长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到底是多少人，说不清。”

　　管理的难度不仅仅体现在数量的统计上，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素质的差异很大。从文盲到有可能得诺贝尔奖金的，同居一城。有的地方楼上是白领，楼下就是来城里找工作的。面对城市发展既要鼓励农民进城又要使人口资源合理的两难境地，王岐山强调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上下功夫，他说：“城市发展的定位要清楚，兴什么事儿就引什么人来。”

　　农民宅基地要不要动？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像很多市长一样，王岐山也越来越感到一个问题：土地资源的紧缺。由于粮食耕地不能动，近期发展中，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琢磨”农民的宅基地了。很多专家都写文章说中国的地有很大潜力，如果把农民宅基地按照城市的标准“摞”起来多好。然而从80年代就开始研究“三农”问题的王岐山对动农民宅基地深表担心和忧虑。王岐山认为现阶段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很薄弱，简单的让农民“上楼”，问题会有很多。

　　他举了一个例子：北京为了修建四环、五环，每人补偿三万元已经让四环、五环两边的一些农民“上楼”了，然而基础设施没有给人家接上，农民上了楼非常不习惯，没有稳定的就业，没有稳定的社保，更谈不上医保，农民原来有一个院子可以在院子里种点什么，原来什么都不花钱，现在还要跟他收电梯费、物业费，农民说绝对不交。在禽流感期间，更发现很多农民在高层楼房的阳台上养鸡养鸭。所以王岐山说：“让农民这种‘上楼’可要小心，要是把那块宅基地再琢磨了？”王岐山停了一下，最后说：“我最近一直在衡量，没有下决心。”

　　王岐山认为，让农民“上楼”并不是城市化。“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城里人绝对不是住楼房和住平房的问题，一个农民要变成城里人是要经历很长时间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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