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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巴金履行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9日09:18 新京报

  晚年巴金的思想历程———《随想录》、说真话与文革博物馆

  1979年4月,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满五十年。

  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

  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最后的高峰———《随想录》

  《随想录》中的第十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被迫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这是可以揣摩到的巴金的思考。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

  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自我忏悔与说真话

  巴金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从主张文学“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在我看来,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在那些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价值。但是,巴金却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

  尽管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表述比较直白,缺乏理论色彩,但所提出来的命题分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分量。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而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巴金当然不是完人,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按照现在的思想水准片面地、脱离具体环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进而予以讥讽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思想的表述,常常会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很难做到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批评巴金,贬斥巴金,这当然不难,但我们每个人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很困难。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谓“真话”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全部说出。

  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

  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超越巴金,与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没有根本差异。相反,他们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正在做巴金努力做过的事情。

  其实,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会闪烁思想的光芒,仍然让有的人感到别扭,感到烫手。就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它们在今天也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难道今天的思想者们,不是历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轻几十岁,巴金也会与他们一样进行思考,在变化了世界里,继续《随想录》的写作,继续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他有难言的痛苦。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位老人,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更非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该做的事情,是历史地看待他,历史地评价《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与那些未能挺过来走进新时期的人相比,巴金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活到了可以重新独立思考的时候。历尽沧桑的他,终于能够思考历史和人生,能够把一段段业已遥远的流逝而去的岁月重新铺开在记忆中,用他那经历过“文革”的精神磨难而变得成熟的目光来加以审视,来无情反思,从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矗立一座令世人瞩目的高峰———《随想录》。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随想录》,后人该会怎样评说巴金?有一点大概可以设想,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巴金,决不是现在我印象中的这一个。《家》和《寒夜》等固然重要,可以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但是,若没有《随想录》,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残缺的“巴金”!以我的理解,只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无意有意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他影响读者影响社会的,不再仅仅限于文学人物或委婉动人的故事或者强烈的感情共鸣,《随想录》的存在,以它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

  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称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最后的愿望:建立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就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有关编写者。带来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担任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又走来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

  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与方女士的见面,可能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的生命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又一次病危,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过来,但说话已无可能。

  巴金不愿意这样经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他一度拒绝为他做喉管手术,甚至请求让他安乐死。

  生命在无奈中、痛苦中延续。

  每当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里真的有一种悲凉。

  无法避免的现实。三十年代时,巴金就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七十年后,巴金还在重复着自己的过去。只不过如今他面对的是另外一张网,经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缚而已。

  让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思索的目光,凝望一百年行程中用坚毅的步履艰难行走的巴金吧!

  他所经历的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间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引吭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

  我很难用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如激流;有时又如阴云,如浓雾,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

  他为百年中国创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晚年的心愿。

  这也是他的自信。

  一个伟大作家的生命,永远存在于作品之中,他永远与读者同在。

  □李辉(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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