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深圳副市长闫小培:解读深圳的发展方向问题

　　记者◎贾冬婷

　　遭遇油荒，诞生“超女”，体育彩票中大奖，私人侦探，艳遇靓女染病，网络倾情……如果这些戏剧化的片断都集中于一个城市，你觉得这会是在哪儿？戴耘选择以这些场景构成的飞行棋游戏来描述深圳:骰子落地之前，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戴耘2000年从西安来到深圳，他说，生活在深圳，无奈、无序、无着落，又混杂着几丝快感和惊喜，就像一场

冒险游戏。

　　游戏《生活在深圳》是即将于年底举办的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作品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矶崎新建筑《深圳文化中心》，针对深圳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普通市民陈宗浩25年镜头中的深圳变化，以拍摄城市鸟瞰闻名的Aglaia Konrad的深圳鸟瞰……策展人张永和说，主题为“城市，开门！”的深圳双年展试图聚焦于中国独特的城市化现象。其中，有3/4的作品是有关中国城市文化现象的作品，相当的作品是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的。

　　虽然“深圳”本身没有出现在作品名录里，但又无处不在，它似乎才是本届双年展的头号作品。双年展与一个城市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

　　“深圳这个城市如果用形容词，很多都可以用，实验的，年轻的，最后决定用‘开放’，形象表述为‘城市，开门’。”张永和说，“开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形式和城市空间的开放，最终实际上带来对当代文化在观念上的开放，是基于深圳的，又是全中国的现象。张永和说，深圳用25年的时间从边陲小镇成长为一个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三的城市，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从深圳出发，从珠江三角洲出发，可以引发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共同问题的思考。

　　“深圳不是雷锋，不是榜样，它只是个典型，有经验，有教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也是本届双年展试图探讨的。”张永和说，以“深圳速度”运转25年后的转向，这正是“开门”深圳令人兴奋又捉摸不透之处。

　　双年展设在华侨城的当代艺术中心，这里原来是一系列空置的大型车间，后来转作艺术中心和展示场。经历了生产型经济，到服务型经济，再到文化型经济，这样一个转型再利用的空间，也是这座城市对自身的一个期望中的隐喻。

　　三联生活周刊:深圳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样本，在人们心目中，它25年来的城市建设都是与“速度”和“高度”联系在一起的。

　　闫小培:去年6月份以来，深圳评选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大历史性建筑。到目前为止，有接近20万深圳市民参与，这些可以说是深圳人心目中的标志性建筑。

　　比如说1981年建的深圳的第一栋高楼——电子大厦，当时电子产业刚刚发端，从产业角度讲非常有代表性。1983年建的上海宾馆，素有深圳城市“坐标”之称，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初期，其以东为市区，以西为郊区，很明显的以此为分界，见证了深圳城市发展进程。1985年，160米高的国贸大厦，3天一层楼，创造了“深圳速度”。1996年建成的420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9天四层楼”刷新了深圳速度。可以说，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建筑都是现代化的代表。不仅是深圳，进入90年代，从规划到建筑，全国有历史没历史的城市，都追求现代化，结果千城一面。

　　但近几年，随着认识的推移，对现代化的理解有所改变，反映在建筑上，比如说即将建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深圳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但近几年它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作用开始弱化，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也没那么明显了，人们在追问特区未来的发展定位。深圳的“快速城市化”是不是到了一个瓶颈？

　　闫小培:深圳的定位一直很清楚，并没有改变:改革，创新，开放。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置疑的声音，但应该说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特别是上个月温家宝总理到深圳视察，明确提出它的特区地位仍然存在，要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继续创新，它的“试验田”的作用仍然存在。

　　目前，我们走过了一个阶段，并不是说城市化遇到了瓶颈，只是需要迈向另一个新阶段。当然这中间会有些问题，我们会通过研究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发展模式的转变，从“速度深圳”转向“效益深圳”，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产业、文化产业。

　　三联生活周刊:这意味着“深圳速度”开始放缓？

　　闫小培:过去强调“深圳速度”，只侧重了问题的一面。因为深圳是特区，它有很多示范性作用，它是创新的代名词，所以更强调速度。

　　但目前深圳的发展已经明显受到“四个难以为继”的制约:一是土地、空间有限，剩余可开发用地仅200多平方公里，按照传统的速度模式难以为继;二是

　　所以我们提出“效益深圳”，2005年深圳经济工作的目标不是首先要有多少投资、出口、消费和GDP的增长，而是首先争取万元GDP建设用地下降10%，万元GDP能耗和水耗分别下降4%，空气质量和河流水质有所改善。

　　但是，“效益深圳”不是排挤“深圳速度”，不是要以经济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为代价，来实现“效益深圳”，而是在保证效益的基础上，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其实，“深圳速度”还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人说深圳无根，这里80%的人口都是移民，在望而生畏的发展速度面前，城市规则没有时间传达给每一个人，深圳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

　　闫小培:按照原有计划，2005年深圳就会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但去年年初，将该计划向后推迟5年，并就现代化的一些指标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以登记失业率、人均公共馆藏图书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才是“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不是用电越多、私家车越多、人均住房面积越大就越现代化，而是节能水平越高、公交分担率越高、居住环境越舒适、空气质量越好。所以，对“现代化”的重新定位，从过去追求经济速度为主，变为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各种人群的感受。

　　三联生活周刊:“城中村”是深圳城市化的关键词。最近深圳又提出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拔掉城中村，城市包围农村，建造没有农村的城市。为什么城中村成为深圳十几年来发展的困扰？

　　闫小培:“城中村”不仅是规划上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是快速扩展的特大城市都面临的问题，深圳是比较突出的。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扩展，原来的农村不断被包围进来，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成了外来人口的聚集区，原来深圳一个城中村就是两三千人，现在是几万人，占地几十公顷不等。

　　深圳90年代初就开始谈城中村改造。但因为牵扯问题非常多，消防要求与城市规划是不是冲突，原住民的安置，很复杂，所以一直是在绕着走。

　　改造要考虑几方面，一个是整个城市的城市化的景观，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可能是基础设施，功能上可能要提升;另外，这儿是城市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要考虑这些人怎么安置，原来的村民的利益。所以，改造不是把它推倒重建，不是这样简单的。

　　三联生活周刊:深圳是全国少有的严格“规划出来的”城市。在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中，面临四大资源的“难以为继”，规划上有何应对？

　　闫小培:深圳的城市规划做得非常好，曾获得国际建协“艾伯克隆比爵士荣誉奖”，但这个好，只是指的特区内。在80年代规划的时候，对特区外的快速发展，没有想好怎么做，这成了深圳城市规划最大的问题:建成了两个深圳，一个特区内的深圳，一个特区外的深圳，形成了巨大反差。

　　现在深圳全面推进城市化，这个城市化，不仅是说农民转为居民就城市化了，也不仅仅是说农田没有了建了很多大楼就是城市化了，关键是有个一体化的规划。特区外现在是杂乱无章的，面临存量土地的开发，已有的工业区怎样来整理、置换，很难一下子改变。基于一体化的规划，可能在建设上会滞后，但功能上是整体而不是两张皮。去年年底，深圳市政府做了特区外的城市化专题工作，完成之后，整个1952.7平方公里市域范围都是城市规划的范围，侧重点会放在特区外。回应香港的2030城市发展策略研究，深圳也在3年前启动了深圳的2030，从经济发展的转型，从与香港的合作入手，从全深圳的范围来考虑。另外，从规划上控制城市发展的增长，限制空间、土地，甚至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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