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符号·巴金

　　良心·符号·巴金

　　-本报记者 李梓 韩雨亭

　　对于大师的逝去，人们常用的一句悼语是“一个时代随之消逝”，但当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一位文学大师离去时，这句话还是显得苍白。

　　足球写手李承鹏将巴金的去世称为“阅读时代的消逝”，来自巴金故乡四川的文学后进余秋雨则把巴金称之为“一个世纪的国人良心”。这种良心，唯其稀少，尤显珍贵。对于一个历史悠远的民族，这样的良心永不会消逝，只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位重新唤起我们良心的不安涌动，带动社会的自省与探索的大师将会在什么时候出现而已。

　　对中国来说，这100年的历史断续起伏，既有慷慨激昂也有低沉迂回，对于巴金来说，人生同样迂回断续，6岁时，他见过父亲审案，堂下被打的人还要向堂上告谢，这让他觉得世道不公。11岁时母亲突然带他到了外祖母家中，次日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所有的这些岁月沧桑，被这个善于用笔倾诉的勤奋的人记录在纸上，成为整个民族的历史的一部分。

　　世纪沧桑的见证者

　　一个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并在那些历史的拐点和思潮中烙上自己的足印，101年的岁月，使巴金比那些与他并列于30年代的大家们更多一层使命。那就是，在一个文化和思想一片空白的年代，以一个大家的身份滋润守护这片苍凉的土地。他努力做了，他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是完成自我的救赎，但其他人却当作一个民族的救赎。

　　巴金无意把自己放到一个超乎常人的位置，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也曾不遗余力地参与了各种运动——在成都他参与过对军阀的抗议；在南京，他参与学生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在抗日烽火及抗美援朝时期都写过战争作品并乐意尝试新的表述方法。但他并未曾从军或者从政，他一生都坚持自己一个独立的写作人的身份。“我一生充满矛盾，有时想去直接投身革命，有时也想妥协，当个作家算了。”这些东西也未成为他的小说的主题，他的小说主题永远是“人”对“爱”的追寻，后来人们记住的也仅仅是这个主题，那些遵命文学早已沉没在岁月的浪涛里。

　　今天，我们的民族已经渐渐抚平了自己的伤痕，恢复了自己的自尊以及思考的本能，长者的离去因此显得波澜不兴。在一个一百年以及又一个一百年后，当人们的审美趣味越来越远离那个纷乱而迷人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金对中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这句话仍然能够流传，“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标兵

　　对于巴金来说，30年代的写作就是对于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的声讨。多年后他去法国尼斯访问，一位女士请他在自己的小说《寒夜》上面题字，他写道：“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你带来痛苦。”

　　因此，当1919年底“五四”新思潮涌入多雾的四川盆地时，巴金感觉到了一种希望，“我们都经受了五四的洗礼”。巴金不是战士型作家，他却说“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他的敌人，就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时隔多年后，这些文字有了另样的解读，法国人明兴礼在五十年代把巴金的作品比喻成“这些中国文艺复兴和社会革命的动人的传述，好像我们古代的陶醉人的歌曲”。

　　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30年代，是一个风格杂陈、大家辈出的时代：既有鲁迅领军的左翼文人，也有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既有沈从文、废名等的乡土派，又有欧味十足的“新月”旧人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彼时，巴金在他们中间并不是文学成就最高者，但毫无疑问是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家》曾被誉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

　　为什么内忧外患的30年代会出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以今日中国之强盛，文化却一步步积弱，近来学者对此纠缠不休。继归罪于上世纪50年代的精神板结期之后，作家张炜又归罪于20年来的商品经济导致“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创造者和思想者与这个时期的精神流向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疏离的关系”。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一场帝制的崩溃和一场痛彻的思想洗礼后，每个青年都忙于探寻国家的出路，每一种新的知识，每一种新的思潮，都有人去研究是否于国有用。国民心智在短短一个10年得到充实，造就了30年代的盛景。在那个年代的最后一个大家离去后，这种气质仿佛也随之消散，化为历史的烟灰。

　　反思文革的精神领袖

　　巴金晚年时，不安地多次检校自己的作品。他说，“我的东西50%都是废品。”在1949-1955年间，巴金不仅作品数量大幅度减少，而且被他认为毫无价值。

　　然而，这段时间里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名列“鲁郭茅巴老曹”之一让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

　　1978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巴金开始着笔书写《随想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在《大公报》“随想”专栏上发表过的文章。这个“说真话”的专栏一开就是8年，它不仅为巴金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还成为了检测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尺。

　　“文革结束后，很多曾参与此次运动的人都显得无所谓。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坚持认为，自己整人整对了，别人整人整错了，即便是自己把人整错了，也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时代，说自己只是迫不得已。巴老并没有因文革结束而沉默，他开始叩问自己的道德良心，以忏悔方式勇敢地否定自己。从这个层面来讲，巴金充当了中国文革反思的‘精神领袖’，而他说真话的态度和精神也的的确确影响了一代人。”巴金的老友文洁若对《时代人物周报》说。

　　巴金在《再论说真话》的第一句便说道：“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写错了，也不赖账。”这段话已预见并回答了日后的争论。

　　复旦大学学者陈思和曾与巴金有过多次接触，他认为巴金先生“一直沉浸在噩梦的恐怖和自责之中，他需要不停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这种认真的态度却变得不合时宜”。

　　巴金是第一个反思文革的著名文人，但在他之后，中国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的自省。

　　争议巴金

　　从巴金在文坛崭露头角那一天起，对他的评价的就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即使在巴金逝世后的纪念文章中，在共同对巴金的人品致敬的同时，争论依然没有停止，这一点甚至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巴金，一个悲剧性的存在》、《批判继承巴金的精神遗产》等。

　　对巴金本人的评价，学界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二是认为他既是一位伟大作家，又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三是认为他可以称得上“无产阶级战士”；激烈者如自由作家朱文则认为“巴金一钱不值。”

　　对巴金作品的主要分歧是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众所周知，巴金创作生命中所信奉的是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人道主义如今已没有多大分歧，然而安那其主义一直争议较大，也是巴金生命中一段时期遭遇麻烦或非议较多的源头。有人认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反一切政府，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核心是反一切封建专制。而对“无政府主义”给巴金人生道理和创作生涯带来的影响的深度看法亦有不一致。有人认为“无政府主义”对巴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永久性的，直至晚年。有人认为这种影响仅限巴金早期的创作。在巴金作品的艺术技巧上，有人认为，巴金作品的整体技巧与中国诸多现代作家比并不是超群的，甚至还谈不上艺术，有人则认为，巴金创作的“无技巧”正表现了他的最高技巧和最大艺术魅力。

　　而对《随想录》的争论更是没有停止过，除了早期部分人别有用心的“讲真话不等于讲真理”的反驳外，更有学者从更高的立场尖锐地指出“他的反思我觉得是真诚的，勇敢的，然而是不彻底的。”

　　或许今天，把巴金的作品与他的人格分离开来解读会更有意义——虽然他的作品在今天已经不再吸引大家，但是他的人格精神我们永远不应该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