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坝村的无字碑

　　四川省蓬安县的中坝村新近矗起一座7米高石碑。碑体呈四方形，为大理石砌就，然而，碑面无字！

　　村民们说，石碑立于2004年初，原来是有字的，县里领导晓得了，说是碑文称颂了县委干部，不好，要大家把碑推掉。可村民们坚决不干，后来只好双方各让一步：碑留下，字抹去。于是就有了这无字碑。

　　石碑后面是一个引人深思，催人警醒的故事。

　　村民心中的“悲情英雄”

　　地处嘉陵江边的中坝曾经是蓬安有名的富村，又是全县的“红旗村”。然而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村里主要干部开始带头赌博，甚至贷款赌博。富村变成了穷村、“金花支部麻将村”。后来又因为饮用水污染，癌症高发，又成了有名的“病村”。

　　就在这时候出了个阙定明。

　　阙定明所在的五社与六社联合安装自来水管。两位社长把2万元群众集资款花了个精光，还向信用社贷了2000多元。阙定明对账目提出质疑，村干部一拍桌子二瞪眼。阙定明就自己出钱雇了20人，挖开已埋好的水管，重新丈量称重，取得了干部私吞集资款的证据。

　　“水管事件”成了“引爆”长期积累的问题的导火线。县里先后派出了三个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调查“水管事件”，调查确认阙定明提供的证据基本属实，工作组走后，干部们却拒绝退款。被激怒的村民们一路上访到了省城，上访内容扩大到了村账、吃喝风、赌博风和打着滚儿上升的各种“提留”款问题。1996年，县里又派来第二个工作组查村账，然而结果仍是不了了之。失望的村民们于是以拒交任何税费的方式来反抗。1997年，县里派了20多人组成的第三个工作组，进村第二天就开始强行清收群众拖欠的税费。矛盾和对抗白热化了。

　　被愤怒冲昏了脑壳的阙定明聚众围攻乡政府，砸了农经站，打伤了乡干部。他的行动超出了法律界限，被判了四年徒刑。

　　阙定明成了中坝乃至四乡八村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当他四年后刑满归来时，许多村民敲锣打鼓，迎出数里之外。

　　刘中伯八进中坝村

　　2002年10月，新任县委书记刘中伯携同新的代县长、组织部长等一同到蓬安县就任。到任不久，就传来了中坝村群众要推举刑满释放仅半年之久的阙定明当县人大代表的消息。吃惊的刘中伯决定到中坝村察访。

　　刘中伯带着长梁乡的书记、乡长进了中坝村。然而他们在村里转了一个上午，都没有同农民对上一句有实质内容的话，人们见他们就躲。

　　午后，刘中伯提出请些群众来开个座谈会，乡、村干部却连称“喊不来”，刘中伯又提出召开党员会，结果只来了4个党员，而“喊不来”的群众却陆陆续续来了60多个。他们一来就指着乡党委书记的鼻子“控诉”：“刘书记，你来他才来，乡政府就在村边上，书记的脚好金贵哟。”

　　“来呀，啷个不来？来了只做两件事：催粮催款，刮宫引产。”

　　“干部哪个管我们死活，只晓得吃喝，村上不通公路，守着一条大江没得码头，我们的广柑、花生、蔬菜卖不脱。县乡干部下来村干部陪吃陪喝，还要带上自己的老婆娃儿，村账这么多年就没公开过。”

　　“我们为啥子要选阙定明当代表？只要干部有一个像他那样为我们说话，老子就选他。”……

　　刘中伯对记者说，当时他听得“汗流浃背”。

　　到2003年春节前，刘中伯先后八进中坝村。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慢慢生成：中坝村班子烂了，重建领导班子，需要有强大的外力推动。“工作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而且要一下到底。

　　冯抗的“非常之举”

　　刘中伯在县委会议上说：“中坝村的问题太严重了，也太典型了。严重之处不在于农民有多‘刁’，而在于它反映出我们脱离群众有多远。有的干部整天一个‘整’字不离口，整哪个？整的是我们自己的衣食父母，我们的执政基础！”

　　刘中伯提出了直接派县委干部到中坝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获得常委们一致支持。经过反复挑选，担子落到刚从南充市委党校学习归来的组织部副部长冯抗肩上，县委向他交代得很清楚：不是“下挂”是全职。

　　2003年春节刚过，这位四川大学哲学系90届毕业生来到中坝上任。他在村“两委”和村民代表会上这样表态：“我抱着一颗心来，绝不带半根草走。”

　　“那个时候村里有人说我是来‘先分化，后算账’。啷个办？像刘书记说的：和群众坐一条板凳，人心换人心。”冯抗说，于是他同大家一样一身水一身泥，哪家活儿忙不过来帮哪家干；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自备薄礼登门。为寻村里一位走失的老人，他错过了同垂危的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时间。天长日久，村民们的疑虑消了，“书生”冯抗成了“农民”冯抗。

　　冯抗提议全村集资把大家早已盼望的公路修起来，并且提出了一个出乎所有村民意料之外的主张：自己和村干部都不管钱账，只负责规划和组织；钱由学校的老师管，账由阙定明管。

　　县长邹平评价道：“没想到冯抗这个书生还真有两把刷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阙定明管账，找准了症结，抓住了关键。”

　　信任，是打开心扉的钥匙。阙定明把账目弄得清清楚楚，张贴在新盖的学校墙上。不到半年，一条几公里长的简易公路就建成了，垮塌的码头也修好了。

　　这年底，连冯抗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连续7年抗缴税费的中坝村，在全县第一个完成上缴和提留。春节前夕，阙定明发出倡议，为党立一块“功德碑”，以纪念中坝村翻天覆地的巨变，立时赢得举村响应，于是便有了今天的无字碑。

　　“你不代表群众利益，群众就会自己寻找代表”

　　当年的“英雄”阙定明如今成了中坝村最大的养猪专业户，被村民戏称为“猪总”，村干部则称他是“致富带头人”。

　　在散发着饲料和猪粪味的猪舍里，这位1米80左右个头的精壮汉子向记者袒露他的心路历程：

　　“我也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从来都拥护党的政策。只是那几年中坝的事太气人，我认为是下头的‘歪嘴和尚’把中央的经念歪了，就领头起来反对。”最初触动他的是刘书记八进中坝村，“中坝人三十多年都没见过县委书记了。我开始还认为他同以前的干部一样，光许愿不还愿。哪晓得他来了一次又一次，来了就访贫问苦，和大家摆‘龙门阵’，从自己荷包里头拿钱接济穷人，也不催粮催款。刘书记同我谈话，指出我过去的行为是用不合法的手段维护合法利益，我嘴上说‘都是当官的逼的’，可心里头觉得他和别的干部不一样，没把我老阙当外人、敌人。”

　　让阙定明彻底消除了疑虑的则是冯抗。“修公路的时候，冯书记让我管账，我感动得眼睛水花花转。”他说，还有接替冯抗担任村支书的蔡良斌。得知他有养猪技术，蔡良斌就帮他联系了河舒镇的生猪公司，以每头60元工钱的价格替公司托养了400头生猪。在他的带动下，好几户人家也加入了“公司加农户”的养猪行列。

　　记者采访四川省委组织部长魏宏时，他说，“阙定明现象”表明，“你不代表群众利益，群众就会自己寻找代表。”

　　“用一生去写群众心中的‘碑文’”

　　冯抗走了，又来了个蔡良斌———县委组织部的另一位副部长。

　　新任村支书蔡良斌请来绵阳的“种菜大王”教村民大棚技术，同县乡干部一起跑重庆、巴中、南充，招徕蔬菜客商，带领村民建起了集中供水站，解决了饮用水污染问题；建立起了党员代表议事会、村民代表议事会和民主理财制度。蔬菜业、养猪业，再加上传统的广柑、花生种植，使全村人均纯收入由2002年的1090元一变而为2004年的3780元。中坝村还被省里定为无公害蔬菜基地。

　　中坝村变了。变化最大的是党群、干群关系。重建后的村支部变得生气勃勃，修路、建新村、防洪、种蔬菜、跑市场……村里的党员们事事都走在前头。人心顺了办什么事都不难了。“动祖坟够难了吧？可村里为了建新村，只稍稍一动员，讲明白了道理，17户人家就痛痛快快地同意把祖坟深埋了。”蔡良斌对记者说。

　　中坝村的无字碑被刘中伯称为“警示碑”。他说，无字碑背后的故事警示我们，脱离群众有多么危险！“千碑万碑不如群众的心碑，我们要用一生去写群众心碑上的碑文”。

　　(新华社成都10月23日电)

　　“中坝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坝村由“治”变“乱”、又由“乱”到“治”的十年变迁，再次演绎了“得民心者治天下，失民心者乱天下”的古老真理。

　　基层组织失掉了民心，中坝就由全县闻名的“红旗村”变成一个“乱”村、“烂”村；当基层组织重新获得了民心，中坝村又变得欣欣向荣，再次成为全县乃至全省的“红旗”。“失”“得”之变，折射的是民心向背关乎天下兴亡这个大道理。

　　当我们的基层党政组织真正“利为民所谋”，我们的广大干部真正“情为民所系”，一些地方的党群、干群关系自然就由“水火不容”变为“鱼水情浓”了。“中坝现象”告诉我们，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提高执政能力的核心内容。我们党执政的基础牢不牢，关键在于党同群众的联系紧密不紧密，是不是血肉相连，鱼水情浓。

　　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就会寻找自己的代表，也是“中坝现象”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中坝村出了个阙定明，是因为这个村的党政组织“瘫”了、“散”了。蓬安县委和中坝村新的党支部之所以得到村民拥戴，就在于正视脱离群众的问题，切实转变作风，通过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人心争取了回来。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