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成功因子”

　　是什么造就了诺贝尔奖大师，他们的成长经历给青少年学生哪些启迪？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博才多学，让我们感受到如此高的人文和艺术修养？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平易近人，髦耋之年仍然活跃在高校讲坛和学生中？

　　周刊记者近距离采访两位大师，为青少年学生分享他们的成功之路，更从他们身上吸取“成功的因子”。83岁的杨振宁仍坚持站在清华讲台上，他说：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10月23日上午，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最大的会堂菁菁堂的1800个座位座无虚席，连四个走道里都站满了黑压压一片人。杨振宁的演讲以《我的生平》为题，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里，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的历程和难忘的人与事。“我的人生就是要画一个圆。”他意味深长地说。

　　人生三大幸运

　　杨振宁自称自己有三大幸运：“一是小时候在清华大学住了8年，清华园的8年是我永远难忘的，那里的每一棵树我都爬过，每一棵草我都研究过。能在一个学术环境浓厚的氛围中成长是一生中一个极大的幸运。”

　　二是抗战时期又到了西南联合大学呆了7年，尽管当时西南联大虽然物质条件非常差，但杨振宁说，他遇到了人生中最好的老师：吴大猷和王竹溪。在联大，他还接触了最认真的教学和治学态度、最努力的同学。

　　三是1946年初开始进入芝加哥大学，这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个人际遇，因为当时芝加哥大学有世界最好的物理系，物理系里三位影响我最大的是玻尔、费米与泰勒教授。

　　大师也曾迷失

　　杨振宁回忆起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曾同另五位中国学生一齐凑了17块美金，指望参加商业比赛发大财的荒唐事。“当时有个填字比赛在美国非常火，得了比赛第一就有5万美元的奖金，这对当时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研究生来说，真是不得了的数目。于是我们五个人凑了17美元，还自信很可能得奖。”

　　一个月后杨振宁得到了比赛主办方的通知，说他们填字做得很好，排名第一，可还有别的人得第一，因此要解一个更大的谜，最终决胜负。很快，五个人收到了主办方寄来的另一个复杂得多的填字谜。杨振宁在电话里同四位好友说：“一定要赶快解出来！”

　　于是五个人以分工的方式，把这个类似“小强填字”拆成五份，杨振宁负责从Webster英语大字典里，找出包括G和W的所有五个字母的单词。这是件非常巨大的“工程”，杨振宁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昼夜在图书馆里翻字典。第七天快天亮时，杨振宁疲惫地走回住处。在开门时，看见地上的一份纽约时报，上面赫然写着：“汤川秀树获得1949年物理学奖”，这也是首位获得诺奖的日本科学家。

　　“看了报纸后，我气愤地问自己：杨振宁，你现在在干吗？”此话引起了交大学生的阵阵笑声和掌声，看来即便是物理学大师，在学习的道路上也曾迷失过。杨振宁说：“我是从旧中国出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的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这成了我之后为国家努力的主要动力。”

　　为何重回讲堂

　　“我已经83岁了，”在诗词上造诣颇深的杨振宁一连举了两位英国文学名家的诗词，“莎士比亚曾写过，人生就像七幕戏，最后一幕中，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几乎什么都没有。可今天的我很幸运，我有眼睛，有牙齿，有味觉，几乎什么都有。”

　　英国诗人T.SEliot曾写过：“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们不应该停止寻索，寻索的终点就是我们的起点。”杨振宁画了一个圆，并以此诗解释了他重回清华园，重回大学讲堂的原因。

　　曾有许多人对杨振宁给清华本科生上课议论纷纷，大家都觉得您这样一位大师应该带博士生，给本科生上课未免有点大材小用。而杨振宁说：“我重新回到讲台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圆满，几十年前，我曾在这个校园里学习，有幸聆听了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师的教导。现在我要把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给自己的人生轨道划一个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清华老师，一生会铭记清华校训：厚德载物，教好每一个学生。当老师，知而不言是一种罪。”

　　杨振宁还现场吟诵了一首他写的诗，用以纪念他回到年幼时曾生活过的清华：“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这首诗引起了交大学子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一位学生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正是杨振宁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情怀的写照。

　　李政道笑谈“神六”并为晚报小读者题词

　　太空“第一翻”堪比孙悟空

　　李政道的影响力确实了得。10月19日下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人满为患，可容纳450人的谢希德演讲厅竟挤入了600多名复旦学子和高中生，复旦物理系一女生腿刚刚动完手术，仍拄着双拐而来。从与爱因斯坦的难忘会面，讲到与复旦同龄的相对论；从21世纪科学界最大的“谜”，讲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从神舟六号的成功，讲到对青少年学生的期望，79岁高龄的李政道在台上激情不减，台下学子听得津津有味，掌声不断。

　　“神六”成功离不开基础科学

　　为纪念爱因斯坦相对论发表100周年，祝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李政道特地回到家乡上海。

　　李老回乡，牵动众人心。市科协主席沈文庆院士，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院士，复旦大学陶瑞宝院士都来看他。老友相聚，话题不断。可说得最多的话题，还是我国载人航天刚刚取得的重大进展。李政道说：“我在美国就很关注神舟六号了，一直看电视转播。这不但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球华人的骄傲……”

　　他还特别提起了费俊龙在“神六”上完成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太空翻，并幽默地说：“飞船在太空中绕着地球飞行，速度其实很快啊，据说他一翻就相当于350公里，这一个筋斗比孙悟空还厉害呢！”

　　一位复旦学生问李老：神舟六号的成功与基础科学研究是什么样的关系？李老用上海话打了个比方：“都说阳澄湖大闸蟹好，可大闸蟹味道为啥好，因为太湖的水好！‘神六’今日的成功，离不开上世纪就开始的基础科学研究啊！”他还把科学、工程技术和实际应用的关系，比作水、鱼和水产市场，并说：“好水养好鱼，养的鱼多了，就可以去鱼市场上卖了，老百姓就都能吃上好鱼了。”

　　搞科学的人都要有点人文修养

　　李政道还是科学与艺术联姻的积极推动者。他还同我国当代艺术家吴冠中是挚友，两人还一起担任了前不久刚成立的上海市科学与艺术学会的名誉会长。虽说是科学家，但谈起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李老也很有心得。

　　他说：“艺术家的创作总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情感越珍贵，反响越普遍，艺术作品就显得越优秀。而科学家不断追求的，则是对自然界普遍真理的抽象和总结。可以说，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

　　而在同老友们闲聊时，李老又谈到了艺术。“我是搞物理的，科学是我的本行，但是我对艺术一直很有兴趣，”他特别指出，“搞科学的人都要有点人文修养，我对杜甫的两句诗印象很深：‘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杜甫是诗人，也做过工部侍郎，可见科学与文学艺术是在古时候就是密切相关的。”当听说上海科技馆刚刚造好了二期，面积有10万平方米，上海每年的科学艺术展也搞得红红火火时，李政道连忙点点头，连说了三个“好”。

　　21世纪的科学谜等你们解开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结束，李政道同记者聊起了青少年。李老一连举了25位20世纪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狭义相对论时25岁；海森堡、费米创立量子统计学时24、25岁……“重大科学贡献都是在年轻时创造的，年轻时期是最有创造力的时期！”

　　李老说，20世纪科学最大的谜是：太阳能是如何产生的？上世纪的青年科学家都在为解这个谜而努力，包括核能、半导体、超导体、超计算机等20世纪几乎所有的科技文明，都是因着研究光和热的基本规律产生的。

　　他说，当人们追问21世纪初科学发展面临的最大的谜时，我们遇到了与20世纪完全相似的情况：我们这样的物质仅占整个宇宙能量的极少部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向全世界年轻的科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李政道相信，随着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会对航天和宇宙产生兴趣，后辈一定能超越前辈，21世纪的科学谜等待青少年来解开。一时兴起，李政道还特意提笔为晚报的小读者们写下了勉励赠言：“代代出新人，科学在少年。”

　　教育时评今天，我们向大师学什么

　　□许可臻

　　在纪念爱因斯坦相对论发表100周年的世界物理年里，仅在一周之内，上海就先后迎来了两位物理学界的泰斗级大师：李政道和杨振宁。

　　记者也亲历了两位大师难得的沪上之行，令人感动又发人深思的事有三件：一是李政道先生在复旦的科普演讲结束后，他又花了一个多小时为复旦的理科生做了第二场专业报告《一种解薛定锷方程的新方法》；

　　二是杨振宁教授从美国退休后，于2003年回到了清华大学，他说，他正以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为清华的本科生上物理课，还笑称：“我重新回到讲台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圆满。”两位物理学泰斗，在髦耋之年仍活跃在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到了上海还坚持为复旦本科生讲物理学基础知识，确实难能可贵，“平民大师”才更让人尊敬。

　　三是李、杨两位大师的演讲里，他们引经据典，古今中外的名家诗句吟诵如流，无不折射出两位大科学家在人文和艺术上的修养。

　　在赞叹两位大师的严谨学风和个人魅力的同时，我们不免发问：如今国内不少高校的教授在做什么？揽项目，做课题，写论文，报奖励，评职称，争院士……忙得不亦乐乎。但学生们，尤其是本科生都抱怨说：“我们在教室里看到某某教授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教育是大学的核心工作，“教授不教，博导不导”，未来的人才如何培养得好？

　　记者在采访中还经常遇到一些理工科的名教授，一开口，连中学生都认识的常用字、小学生都能背的古诗词，他们都会念错，甚至不记得。我们又不免发问：为人师表的教授是不是该补补文化课了？

　　青少年时期的大师

　　杨振宁

　　5岁识得3000字

　　杨振宁的父亲，在他不满十个月时，告别家人离开安徽赴美国旧金山留学。之后五年里，杨振宁都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在他4岁时就开始教识方块字。一年多后，杨振宁学了3000多字，他后来回忆道，“现在，我所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父亲获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邀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举家搬至清华园，杨振宁结识了不少教授的儿子。具有冒险精神的杨振宁是同龄人中的“孩子王”，对玩自有一套主张，人称“杨大头”。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杨振宁的拿手好戏是骑自行车。让他感到最过瘾的，莫过于从清华园的一个坡顶上，骑车冲过一座没有栏杆、只用两块木板搭成的窄桥！准确的判断、机敏的技术让杨振宁颇为享受风险带来的刺激！

　　冲坡冲多了难免乏味，杨振宁常常会翻出新花样。那时，清华大学生物系有几排大鱼缸，每过一段时间会被搬去清理。杨振宁和小伙伴们就趁这个机会练骑自行车的本领。在每两排鱼缸之间有一条砖砌的小沟，深约2寸，宽在6、7寸。沿沟骑车，自行车一旦弯行马上就会跌倒。不过，杨振宁不但能轻而易举驶过小沟，还经常载着4岁的弟弟一起疯狂！谁料，有次车子倾倒，两人都摔了下来，弟弟左额都撞开了。杨振宁连忙送弟弟去医院，还买了金钱酥给弟弟吃，哄他别告诉父母。不过，这种事又如何能瞒得过大人呢？

　　12岁“妄言”拿诺奖

　　虽然调皮爱玩，杨振宁的学习成绩一直顶呱呱。1933年秋，杨振宁考上了崇德中学，现在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当时，父亲已察觉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还在儿子的一张照片上亲自写下“振宁似有异禀”。

　　留洋回来的父亲对杨振宁实施“新式教育”，而非死记硬背“之乎者也”。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儿子英文字母，还有一些算术、鸡兔同笼的问题。这可以算是杨振宁的科学启蒙教育。杨振宁经常翻看父亲书架上的英、德文数学书籍，由于外文基础不够，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父亲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对杨振宁身心健康成长大有裨益。

　　12岁那年，喜欢东翻西看的杨振宁，在学校图书馆被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深深吸引，回家竟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父母只当儿子一时妄语，谁料，23年后，这句“狂言”竟然成真！

　　青春在于奋斗

　　杨振宁16岁那年随家人搬到昆明，并进入昆华中学就读。半年后，他以同等学历从高二直接报考了西南联合大学的化学系，直到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

　　当时，西南联大由于战乱，条件艰苦。冬天教室又冷又透风，实验设备少得可怜。铁皮的教室屋顶，每逢下雨就响个不停。茅草盖的宿舍，一间住了40人！饭厅里没有椅子，也没什么菜吃，就连米饭，至少1/10还是沙子！但是，当时学校师生却精神振奋，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杨振宁日后回忆，“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很容易撕破，今天它经常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物质条件。”

　　进大学后，杨振宁读了不少英文原版小说，回家就讲给弟妹们听。不过，他每次都只讲一段，以后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这让小家伙们都上了瘾！

　　李政道

　　忘带手纸不忘书

　　祖籍苏州的李政道出生在上海一户望族家庭，他在兄妹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李政道开始接受正规教育是在位于上海陆家浜路的私立清心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从小就深深地爱上了科学，常常会对一些数学难题苦思冥想。

　　少年时代的李政道，已经表现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传统观念。每天从早晨睁开眼睛直到晚上闭眼，他都沉浸在一本接一本的书海里，而对一些日常琐事却心不在焉。他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有一次母亲为他准备好洗脚水，怕他忘记，把水放凉了，就叫二哥去催促，果然李政道正迷在书里。过了一会儿他来了，却记不得为什么要来，看见盆里有水，就伸手进去搅一下就算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李政道一直保持着幼年形成的酷爱读书的习惯。博览群书也让他对艺术和历史产生了异常的兴趣。李政道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每读一本书，他总是先看提出的是什么问题，作者得出了什么结论，然后通过自己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作者的论述进行比较。

　　“三糊涂”变“小先生”

　　李政道进中学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沦陷的上海已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父亲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把李政道和老二送到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就读。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战火又烧到了那里。父亲只好把李政道和老大、老二一起送到在江西赣州的江西联合中学就读。

　　辗转到大西南求学的路上，李政道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都没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因此家里人都叫他“三糊涂”。

　　李政道读高三时，有一天被学校训导主任请去了办公室。二哥得知后，以为三弟惹出了什么麻烦，生怕可爱的“三糊涂”会受委屈，赶紧跟上去，在窗外偷看。

　　没想到，训导主任还挺和气，指着一旁的数学老师说，“不少老师都说你学得不错，特别是数学、物理很突出，天赋很高。校方考虑再三，想让你来为低年级同学上这两门课，不知小同学你意下如何？”李政道顿时愣住了。这时数学老师开口说，“小同学，能当好老师也不容易，对你大有好处，也能解学校燃眉之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和老师的恳切要求，李政道绽开笑脸，使劲地点点头。

　　就这样，李政道走上了讲台。他不但学好自己的功课，还花很多时间来备课。这名“小先生”常常从自己的初学体会入手，浅显通俗的讲课方式效果出奇的好！学生们都爱听这位比自己高不了多少的“小先生”上课。

　　没文凭也能读博士

　　1943年，李政道从江西联合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工学院，之后又转入西南联大。

　　1945年，政府准备选派一批优秀青年去国外留学，以增强中国的国防科学研究力量。恩师吴大猷力排众议，推荐了尚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二年级的李政道。不要说论资排辈，就是按常规办事，李政道也没有入选的资格。尽管有人说三道四，但唯才是举的吴大猷坚信，在西南联大物理系中的研究生和助教中，从天赋和学习勤奋来看，没有人比得上李政道。而李政道后来写道，“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

　　1946年春，李政道告别父老乡亲和祖国，动身前往美国。然而，初到美国的李政道却遇到重重困难。这位年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连大学本科三年级的都还未迈进，却要攻读博士研究生，这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但是，李政道是绝不会就此罢休，打道回国的。他听说芝加哥大学可以破格录取没有学士学位的学生进入研究院，条件是要读过校长指定的几十本西方名著，并且通过有关这些名著的考试。李政道卷起简单的行装毫不犹豫地登上前往芝加哥的班车。

　　谁料，待李政道赶到该校招生办公室一打听，却发现那些名著他几乎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更不要说通过考试了！但李政道还是不死心。他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读过等价于这些经典名著的东方作品，比如《孔子》、《孟子》、《老子》等。那位招生负责人竟然被他说服了！并且没有要求李政道出具证明，就同意接受他入研究院试读。

　　两个月后，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主任亲自出面为李政道争取，他终于以自己的卓越才华证明了自己完全有资格进入研究院学习，并从此迈开了向物理学高峰攀登的第一步。

　　小资料亿立达奖

　　日前，杨振宁的上海之行，让申城学子有幸一睹大师风采，聆听大师精彩报告。其实，早在20年前，杨振宁就已和上海青少年结缘。不久前，由他倡议建立的全国首个个人捐款资助奖项“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在上海交通大学喜迎设立20周年。

　　20年前，香港报纸的一条新闻引起了杨振宁的注意，文中称国内有些学生动脑、动手能力很强，但却因考试成绩不佳而被高等院校拒之门外。出于对祖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特别是对国内教育界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重分数、轻能力”的倾向深感不安，杨振宁教授提议设立一个青少年发明奖，希望藉此鼓励广大青少年加强创造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营造学校、家庭、社会重视青少年动手能力的环境，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杨振宁的提议得到了香港著名企业家、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龄先生的热情响应，由他捐款资助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于1985年在上海正式设立，这也是国内首个个人捐款资助的奖项。

　　如今，“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已从上海扩展到了江苏、浙江、天津、湖北、四川。至今为止，已有2万余青少年参加过各级“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评选活动，仅上海赛区就有近4000多人参赛。奖项不但“海选”出一批优秀学生，还推动了学校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的培养，促进了学校课外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这还要多亏了当年杨振宁对青少年发明创造、中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心。

　　此外，杨振宁还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组织CEEC（与中国学术交流会），资助中国学者进修，并且促成了“吴健雄物理奖”、“陈省生数学奖”等多个奖项。杨振宁不但关怀中国的青少年，还把眼光放到了全亚洲。他注意到，学习能力强但缺乏科学研究创意是亚洲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于1986年在新加坡倡导兴办了“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鼓励青少年勤于思考，为国家发明有经济效益的新产品。2002年，这一奖项还同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上海大学等上海学府开展了合作。

　　小资料君政基金

　　李政道教授和秦惠君女士的爱情故事萌发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那时，李政道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秦惠君则是美国堪萨斯州圣玛丽学院的学生，1950年6月喜结连理。从此，他们俩人相濡以沫，共经风雨，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爱情篇章。

　　1996年年初，李、秦爱情受到暴风雨股的袭击，秦惠君发现自已罹患了肺癌！就在同病魔搏斗的悲苦日子里，秦惠君仍常与李政道倾心交谈。多次嘱咐李政道，要他继续关怀祖国大学生的成长。她希望要让祖国的大学本科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利用假期期能跨学科地熟悉科学研究，多接触科学家，增进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了解和理解，这对祖国青年一代成长和祖国科学事业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病魔终于无情地吞噬了秦惠君的生命。1996年11月29日，秦惠君带着对李政道及子女的深挚的爱，带着与李政道共伴人生的幸福记忆离去了！

　　1998年1月，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被选中的学生命名为“君政学者”。

　　今年是君政基金进行的第八年，在李政道教授和受助大学的努力下，君政基金获得了很大发展。受助学生从最初的每年60余人发展到每年160余人，总数已超过800人，从最初的物理化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不少君政学者的学术论文在《科学》和《自然》等世界级权威期刊上发表。

　　君政基金为本科生提供了高层次研究的平台，对这些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复旦大学物理学家陶瑞宝院士高兴地告诉记者，仅在复旦一校，平均一个“君政学者”的机会就有50多个学生来申请。

　　此外，在复旦大学的“君政学者”中，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高达70％，其中不少学生在哈佛等世界一流学府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