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环保运动推动台湾向民主社会疾行

　　这一标志性环保事件与其他民间抗争运动共同推动台湾向民主社会疾行

　　蒋经国已经老了。1979年3月10日，他拒绝为自己办寿筵，乘船到马祖与驻军一起度过他的70岁生日。国民党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美国已在这一年的元旦与台湾正式“断交”，党外势力的抗争越来越公开化，而党内分裂也达到来台后的顶点。12月10日上午，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蒋经国以党主席的身份称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话音刚

落，又发生了“美丽岛事件”。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氛围中拉开了帷幕。如何处置“美丽岛事件”中的反对派领袖，颇令台湾当局头痛。接下来军事法庭的公开审判，使被告批评

　　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台湾社运的“黄金十年”，在这一轮社运风潮中，环保抗争是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广泛的运动之一。起始于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个案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反杜邦”运动持续了一年多，它标志着环保运动开始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也使地方环保抗争首次成为全台湾的话题。在“反杜邦”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到半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下的“环保局”即升格为“环保署”，而实行了近40年的“戒严令”也被解除。

　　古镇来了“最大外资”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见到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马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罗大佑(台湾音乐人)

　　1980年，还在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读书的罗大佑创作了《鹿港小镇》。这首传唱一时的歌曲，是作者对社会转型期间变化不适应的一种产物。他事后回忆说，当时十大建设已经完成，台北的农村景观迅速地消失，有一种失去纯朴生活的感觉。他想透过一种呐喊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光流逝、社会变迁的伤感：“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罗大佑不是鹿港人，但他清楚，在与现代化的台北做对比时，传统的鹿港能提供最强烈的反差。鹿港是台湾的历史重镇，隶属于彰化县。这个近40平方公里的小镇古风浓厚，有全台湾第一个“古迹保护区”，弯曲的街巷中散布的庙宇就有120余座。当地人士在上世纪70年代就组织了“文物维护及地方发展促进委员会”，并举行每年一度的“全国民俗才艺竞赛”，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保守主义气质，使他们对工商文明的负面效应格外敏感。

　　在罗大佑创作《鹿港小镇》几年之后，一场旷日持久的保卫家园运动开始在鹿港点燃。1985年底，《联合报》一篇简短的报道让这个古朴的小镇变得骚动起来。这篇报道称，美国杜邦公司拟在台湾彰滨工业区设立二氧化钛厂，“经济部”已经批准。彰滨工业区位于彰化县境内，占地3820余公顷，其中约1/3面积在鹿港镇内。被批准的二氧化钛厂就设在鹿港，总投资额为64亿新台币。

　　彰滨工业区的开发始于1979年，在贷款投资30多亿台币之后，开发工作陷入停顿。烂尾的工业区已经成了地方的垃圾场。鹿港的渔民和海洋养殖业者，最先感受到日益增多的工业污染的影响，他们害怕二氧化钛厂的废水处理会导致海水污染加剧，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捕捞和养殖。宗教和文化人士也担心，新的工厂会对当地的文物保护和传统习俗不利。这时，有一个试图进入当地政界的人物，敏锐地把握住了民众的心理，适时发起了“反杜邦”的运动。这个人叫李栋梁。

　　敢出头的人

　　鹿港是一个非常保守、没什么人敢出头的地方，但是竟然可以做到这样，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地爱鹿港，鹿港人由老到小，每一个人都知道杜邦不好。鹿港人善良到你不能想象的地步，可是你看看去游行抗议的这些阿公，他们之所以会出来，是因为他们相信我。

　　——李栋梁(原台湾彰化县“议员”)

　　李栋梁身材高大，四方脸，讲一口闽南话。他是一个生意人，他正在竞选台湾彰化县“议员”。

　　李栋梁没有多少文化，他初中还未读完就辍学了。他的初中同学粘锡麟当时在鹿港小学任教师，被他拉来助选。粘锡麟说：“反对杜邦设厂最初是李栋梁选举的一个花招。他咨询了台湾大学化学系的一些老师，然后才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为此召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并表示将和反对设厂的居民前往“总统府”长跪抗议。

　　1986年1月底，李栋梁高票当选彰化县“议员”。粘锡麟说：“他当选后，我到竞选服务处，发现他正在找各村的村干事，挨家挨户劝说签名联署。”李栋梁这时正缺人帮忙，粘锡麟于是再度加入进来，成为反杜邦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在那之后，几乎每半个月，李栋梁和粘锡麟就会策划一次宣传活动。粘锡麟说，“我们当时宣称，美帝国主义要把污染外销到台湾，‘台湾经济部’是帝国主义的买办。”他们发放传单，还以台中三晃农药厂与日本水俣的公害为例，到各村举办“幻灯片秀”。

　　三晃农药厂停业迁厂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反污染运动胜利的典范。位于台中县大里乡仁化村的三晃农药厂并不重视环保，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导致附近村民呼吸器官疾病频发、农作物受损。仁化村村民一直要求迁厂，他们为此两百余次向主管机关上书陈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85年，众多村民冲进三晃农药厂，捣毁了部分办公设备。在李栋梁等人为鹿港人放幻灯片时，三晃农药厂已经向愤怒的仁化村村民保证，将在1986年7月31日前停业迁厂。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环保抗争，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依靠公权力在法律的限度内寻求解决办法，台湾第一起集体反污染诉讼案件即属此类：1981年7月，彰化县花坛乡农民因8家砖瓦厂排放毒烟造成水稻歉收，而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他们为此获得了148万元新台币的赔款。而像仁化村这样有暴力色彩的违法维权行为，在台湾被称为“自力救济”，它们构成了环保运动的主流。

　　面对一个还未设立的可能的污染源，李栋梁和鹿港村民最初还是选择了上书陈情的方式。1986年2月底，李栋梁发起的万人签名运动进入了高潮，他表示签名活动结束后将带领1500人前往台北陈情。3月，李栋梁与鹿港镇几位村民代表来到台北，将上万人签名的反对杜邦设厂的陈情书送达“总统府”、“监察院”、“行政院”、“立法院”、“经济部”以及“环保局”等处。

　　反对，因为失去信心

　　我们认为，杜邦在彰滨工业区设厂的问题，不应作“我爱鹿港”与“我要杜邦”之间的选择，也不应作为了爱鹿港便无条件排斥杜邦，或为了争取杜邦投资而忽视鹿港民众意愿与利益的两分法处理。这问题合理的解决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杜邦设厂。

　　——台湾《联合报》1986年6月26日社论

　　鹿港万人陈情事件，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导致社会上的一场大辩论。

　　接到陈情书后，台湾“监察委员”林亮云表示，将提案调查“行政院”有关部会处理彰滨工业区的问题。而“环保局局长”庄进源则保证“站在民众这一边”，确实做好“环境看守者”的角色。

　　分歧的焦点在“零污染”是否可能上。李栋梁等人说，只有在二氧化钛厂“零污染”的前提下，鹿港人才同意设厂。但官方的意见是，“零污染”根本不存在，按照这个标准，台湾不可能发展任何工业。

　　台湾的环评工作才刚刚展开，在“经济部”批准杜邦设厂之后，1985年10月17日，“行政院”核定通过了《加强推动环境影响评估方案》，要求兴建可能污染环境的重大工程时，应事先做好环评工作，再报请核准办理。“环保局局长”庄进源据此表示，虽然杜邦设厂已获“经济部”核准，但他在要求杜邦公司切实做好环评的同时，也会与“经济部工业局”交涉，要求必须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才准其设厂。

　　停建二氧化钛厂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虽然理由足够充分，但政府为此遭受的批评排山倒海。郭林勇等“立委”则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促请尊重民意，在鹿港停建二氧化钛厂。媒体的报道也多倒向民众一边。很多环保学者也参与进来，揭发台湾多年来一贯注重经济发展，而无视环保的劣迹。一名鹿港居民以台湾一家大企业——台塑做类比：政府连台塑的污染都管制不了，如何能规范比台塑大数倍的杜邦？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为此撰文称，“污染”只是反对设厂的表面理由，深层次的理由是，人民对有关机构失去信心，因此靠“反对”来间接发泄其不满。

　　杜邦的努力

　　八十年代更可说是过去一百年来台湾所目睹的第二波民间社会力的浮跃时代，其中导源于各角落地方社会和不同阶级因受环境污染之害而产生的集体化“受害者意识”，更是促使了草根化地方环保抗争运动成为八十年代动员社会力的一股莫大的社会心理基础。

　　——(台)萧新煌《台湾的地方环保抗争运动：1980至1996》

　　鹿港设厂引发的争议，让杜邦公司颇为头痛。杜邦台湾公司总经理柯思禄说，除非环评通不过，他们不会宣布放弃在鹿港设立二氧化钛厂。他们对通过环评充满信心。

　　杜邦公司多次与媒体、鹿港的民意代表进行沟通，但效果并不理想。到了1986年6月5日，杜邦公司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考察团，赴美考察杜邦公司在美国的污染防治措施。杜邦在环保方面的良好表现，让考察团中唯一的学者——东海大学教授饶连财，改变了激烈的反对立场，只对废物处理存有意见。彰化县“议会”派出的“议员代表”，态度也日趋缓和，彰化县“议会”为此决议该“议员”不具有代表性。

　　赴美考察团的报告，对杜邦公司的环保努力给予很高评价。这使李栋梁等人的态度更趋激化。6月24日，鹿港的民俗彩绘活动在文武庙前展开，华视记者打算前来采访。李栋梁组织人力提前一夜印了350件T恤，上面印着“我爱鹿港，不要杜邦”八个大字。24日一早，这些身穿T恤的反对人士从四面八方聚到文武庙前，高举抗议板和写着标语的布条，开始游行。这是台湾环保史上第一次示威游行。

　　当时台湾尚属戒严时期，任何未经许可的十人以上聚会都是违法的。但这次数百人的游行，并没有给李栋梁带来麻烦。台湾威权政体已经进入了松动期。

　　李栋梁的胆子越来越大。7月17日，他们决定来一次名为“反公害之旅”的进香郊游活动。粘锡麟说，他们乘坐10辆游览车刚到高速路口，就被警察拦住，他们于是放弃了游览车，冲开警察的防线，步行开始“反公害之旅”。此时他们身上T恤的标语已从“我爱鹿港，不要杜邦”改为“我爱台湾，不要杜邦”，三百余人放弃赴台北进香，直奔桃园县观音乡大潭村参观受镉污染的农地。

　　杜邦公司继续展开一系列的公关活动，他们在媒体上投放大幅宣传广告，连续举办研讨会、说明会，但杜邦公司发现他们已经完全无法和鹿港民众交流，在一次沟通会上，他们的讲话总被气势汹汹的镇民代表打断，座谈会不欢而散。杜邦公司人员尚未离开，门外打着标语的示威就开始了。鹿港人的反对，已经不需要任何法律上的理由。台湾“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为此做了明确指示，除非鹿港民众能够接受，否则杜邦设厂案绝不执行。

　　染上更多政治色彩

　　在台湾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实际案例中，我们却可以观察到环境保护运动与政治反对势力两种力量相互支援、彼此激励成长的现象。

　　——(台)余世章《环境保护运动对政治变迁的影响》

　　1986年7月初，鹿港镇连续几个晚上举行反杜邦集会演讲，有4000余人参加。台湾《联合报》记者发现，在四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演讲者并未具体说明为何杜邦不能在彰滨工业区设厂，但是只要台上有人嘶吼“反对杜邦设厂”、“要鹿港就不要杜邦”，台下挥扇拭汗的民众就回报热烈的掌声。《联合报》随后的报道认为，“反杜邦”运动已经发生了质变，具有了更多政治运动色彩。

　　在这个月，台湾大学新闻社学生组成杜邦调查团，他们将调查结果写成《综合报告书》，在著名作家陈映真等人的资助下出版发行，酿成“台大新闻社事件”。

　　这一年的9月，民进党已经正式宣布成立，但国民党当局并未动用暴力抓人。1986年12月台湾将举行“国会”改选，台湾当局越来越认为，有人借“反杜邦”运动行使政治诉求。他们指责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士在其中捣乱，并试图把“反杜邦”运动冻结到选举结束后再予解决。

　　他们未能如愿，“反杜邦”运动愈演愈烈。1986年底，“反杜邦”运动进入最高潮，李栋梁带领数百人手持“怨”字，在“总统府”门前示威。1987年3月8日，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又在鹿港镇举行了有300余人参加的“反杜邦”说明会，李栋梁随后带领群众高呼“我爱鹿港，不要杜邦”的口号，开始游行，在街头与镇暴警察对峙了30分钟之后，游行宣告结束。

　　1987年3月12日，杜邦台湾公司正式宣布取消鹿港设厂计划。粘锡麟说，他们提前两天即从彰化县政府得知此事。两年后，杜邦二氧化钛厂在北部的桃园县观音乡设厂。

　　蒋经国在1988年1月13日离开了人世。在去世之前，他亲眼看见台湾在自己的主导下进入了“政治自由化社会”。这之后，民众环保抗争仍然持续不断。但人们日渐发现，大企业主更容易和决策者形成合谋，不论他们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促进地方富裕的动员下，缺少政治代表的环保人士越来越难影响政策。

　　□本报记者 韩福东

　　(感谢北京安替和台湾粘锡麟提供帮助)

　　台湾重返奥运

　　1976年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加拿大政府拒发入境证给台北代表团，后要求台北代表团以“台湾”名义参加，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台北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1981年3月23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会议讨论台湾的名称，定下了日后两岸共同参加奥运会的方式。1984年第23届奥运会，苏联及东欧报复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做法，亦不参加。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取得骄人成绩。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称与会，按洛桑协议使用会旗、会歌。

　　“大家乐”私彩盛行

　　1950年台湾当局税收拮据，委托台湾银行发行“爱国奖券”。1980年后销售量逐年成长，1985年达最高峰。不久，有奖券行发行独立于“爱国奖券”的私营彩券，由顾客自选号码，利用“爱国奖券”的公信力，以其开出的第八奖号码为兑奖依据。由于彩金比率高达90%，俗称“大家乐”。“大家乐”很快风行全省。“大家乐”盛行不但造成台湾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堕落，而且助长求神拜佛之风。1988年1月当局为遏止赌风，停售“爱国奖券”，企图断绝大家乐的公信来源。然而，业者另寻公信来源，改以香港六合彩券的开奖号为依据。

　　解除“戒严”

　　国民党当局1949年到台湾，宣布在台湾地区实施“戒严”，使那里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中。人民无结社、集会、请愿、游行的自由，不得组织新党、创办新报纸。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军事管制范围缩减，行政、司法机关职权普遍扩张，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警察机关及“新闻局”负责。人民权利大幅增加，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戒严”解除后报纸杂志迅速发展。

　　开放大陆探亲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岸离散家庭，透过他国(地)联络的机会增加，这种情形刺激了长期未有机会与亲人相见的来自大陆的老兵，他们要求返乡探亲。为了顺应此一变局，在蒋经国主导下，国民党开始拟议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原则，并于1987年10月14日通过此政策。同年11月2日开始受理登记。两岸的交流进入新的阶段。

　　股市跌宕起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股市并不看好，指数只有900多点，股市里活跃的是所谓庄家，他们财力雄厚，看好哪只

　　这一时期台湾最重要的变化是戒严时期的结束。蒋经国的逝世标志着蒋氏“政权”的淡出。这时的台湾，已初步显现出后工业社会的种种新型问题：杜邦事件掀起的环保运动热，令全民疯狂的“大家乐”博彩，大起大落的股市投机。而1987年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则使得两岸交流与联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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