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足5个？

　　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足5个？经济学家该反思什么

　　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是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的评价。丁教授说，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

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此言虽嫌偏激，但对比现状来看，这些评价可谓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软肋。丁学良给出的理由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概言之，经济学家要把经济学视为求解真知的学问来做，而不能当作名、利、仕的晋身之阶。

　　遍观当下，不少经济学家却把经济学沽以高价，喜滋滋地为利益集团代言，笑眯眯地争当学术明星，急咻咻地向权势靠拢。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成了敲门砖，学问成了博取利益的垫脚石，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名、利、仕统统纳入麾下，科学真知、学术本义却被弃置。

　　张五常说：“哲理上，经济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不是表达感情的学问，与艺术很不相同。”诚然，经济学攸关国计民生，经济学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提供智囊支持时，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乱拍脑袋，更不能公心私用、打自己的小算盘。然而，不少经济学家习惯于利益冲动，在利益面前，感情极为丰富。从医改到教改，从股改到房改，或多或少都有经济学家的影子。当有关部门宣布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后，当年参与其中的经济学家会扪心自问吗？如今，教育改革备受诟病，那些鼓噪教育产业化、力挺高校扩招的经济学家今安在？

　　哲学家德里达认为，要警惕法律的“谮越”，即提防有人把非功利主义的法律转变为服务于要求特定利益的主张。同样，我们也要警惕某些经济学家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影响政府决策，为一己之私利服务。

　　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曾有人提出疑问：知识分子还能否以传统的方式(保持独立性，坚守良知，满怀正义和理性等)继续存在？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对于知识分子中的群体——经济学家而言，如果不被名利所劫持，多一点反求诸己的意识，自然就会接近乃至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遗憾的是，正如丁学良所说，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于是，保持独立性，坚守良知，满怀正义和理性这些特质被他们用相反的方式所置换。

　　当然，断言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只是一家之言，但笔者认为，丁学良的本意并非要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集体画像，也并非刻意与他们过不去。丁学良的论语实际上包含着对某些经济学家的失望，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国人对经济学家的不满和质疑，可以说传递的信号很明显：某些经济学家该深思了。（第一财经日报 王石川）

　　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困境 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笔者曾几次撰文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失去大众有着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但是，就逻辑信仰来说，主流经济学家支持民营化进程并不是曲意奉承。当然，这一“论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所谓杂文作家的狂轰滥炸。而其实，对经济问题发表看法不仅仅需要高涨的热情和敏锐的触角，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也同样如此。

　　熟悉经济学范式的人都应该同意，主流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或者试图变成一门实证科学，也就是说，它的意图主要在于搞清楚“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这与探讨“世界应该如何运行”规范研究形成对比。注意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一个实证的表述是“在许多领域，民营化有利于提高效率”；而“政府应该推动民营化”则是一个规范命题。

　　原则上说，我们可以通过检验证据而证实或者证伪实证表述，因为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分析某一时期民营化和企业效率变动的数据来评价第一个表述。而评价规范表述则涉及价值观，仅仅依靠数据不能判断第二个表述的对错。因而，确定什么是好政策或什么是坏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还涉及到我们对伦理、宗教和政治哲学的看法。

　　举例来说，假如张家和李家都从镇上公共的水井中取得等量的水。为了支付维修水井的费用，镇里向其所有居民征税。张家收入为5万元，征税5000元，占收入的10％。李家收入1万元，征税2000元，这是其收入的20％。这种政策公平吗？如果不公正的话，谁支付得太多了，而谁支付得太少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由于两家消费的水一样多，你可以认为它们应该被征等量的税，因而，张家支付的税太多了，李家太少了。可是，张家上缴的税虽然在绝对量上大于李家，但是税收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却只有李家的一半，因而，李家税收的负担是张家的两倍，因而，应该对其减税；或者向张家征1万元的税，以使税收占到其收入的20％。

　　实证经济学避免谈论此类“模棱两可”的问题。实证经济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政府不征税，水井这样的公共物品将很可能不会得到很好地提供；而如果张家的高收入是通过长期从事枯燥劳动积累起来的，那么，增加张家的税收将降低其劳动积极性。

　　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呢？虽然经济学的科学性仅仅在于解释世界，但正如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我们也总是期望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我们应该清楚，当听到经济学家谈论“政府应该怎样”时，他们已经跨过界限从科学家变成了政策顾问。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争论通常不可避免的。因为，几乎任何一项政策总有受益者和受损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对两者所给的权重不同，就会对政策有不同的评价，而当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与公众发生偏离时，经济学家就被推上风口浪尖，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经济学家所做出的规范命题应该有可靠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正因如此，经济分析才具备了分析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

　　对于经济学家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凯恩斯在为其老师马歇尔所写的传记中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指出，与更高深的哲学或其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看似一门很简单的学科，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天赋；但是好的或者胜任的经济学家也是稀有动物。对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好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素质的罕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必须考虑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果断而客观的情绪，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

　　因而，总的说来，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客观又要主观；既要冷峻，又要满怀人文关怀。（国际金融报 傅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