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排外的隐忧

　　极端排外的隐忧

　　年初，韩颐和“后羿射日”的广告创意，在网络民族主义愤青中赢得一片叫好之声，被誉为继日本丰田“霸道”广告和立邦漆“盘龙滑落”创意之后的有力民族主义反击。而网民自行设计的“奇强洗衣粉”广告Flash更是广为流传，网民称之曰“大快人心”。中国愤青群落中流露出的极端倾向已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忧思。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砸麦当劳、砸奔驰车等抵制外来文化的极端事件。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用高亢而情绪化的言辞鼓吹中美对抗，并发出了美国即将崩溃、中国要成为超级大国的预言。时隔九年，作者之一宋强平静地告诉记者，《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近十年来，“我们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最大敌人仍然还是美国”，虽然现在反日的声音好像很高，但其实一部分人的反日“只是为了掩盖他们亲美的立场”。当记者问到书中关于美国没落的预言之时，宋强沉默片刻，回答说：“至少，美国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没落了。”

　　近年来，民族主义愤青队伍中出现得最强烈的排外讯号是“抵制日货”。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冯昭奎认为，“抵制日货”并不现实。他指出：“这是抗战时的口号，在当时很正确，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不是在某个国家孤立地进行，国货日货洋货很难区分，抵制日货，很可能抵制的就是国货。这个不现实，况且，中日贸易之间的依赖这么大，两个国家要是相互抵制，受损失的是两国人民的利益。”

　　然而，“抵制日货”却拥有了不少支持者。中华抗日同盟会的管理员郑强是“抵制日货”的身体力行者，去年9·18纪念日，他在网站发起了拒用日货万人签名活动。他郑重写道：“我宣誓：从今日起，经由我手采购的原材料以及半成品，如果在不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坚决使用国货！”

　　郑强已在深圳工作了六年，他一直践履着自己的誓言。他很高兴地告诉记者，他最近“又抵制了一次日货”。公司每年需要更换上百台

　　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

　　愤青之前世今生

　　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在谈到“民族是什么”的时候说：“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对于“中国愤青”，白哲特的话同样适用。

　　“愤青”一词本源自西方，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中国早在70年代，香港就出现过“愤怒青年”的称呼，用来指称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现实的年轻人。而在内地，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文革”时下乡的知青，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的人格。改革开放后，一些当年的知青把当时的经历写了出来，名噪一时。

　　改革开放后，

　　1999年以后,连续出现中国大使馆被炸、李登辉抛售“两国论”、中美撞机事件、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而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又称作极端民族主义者。由于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摩擦频频发生，愤青也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2003年，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次大的签名活动，一是“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二是“9·18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均由民间爱国网站自发举行，分别在短短的时间内征集了数万乃至上百万的网民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003年也因此被视作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之年。人们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