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愤日调查” 部分人摒弃谩骂开始思考

　　“愤青”们的真实生活

　　绝大多数愤青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

　　孙风雨的生活并不规律，但是几乎每天都会上网逛论坛，用他的话说，去“和右派

吵架”。

　　孙风雨出生于1981年，大学没毕业就拿了结业证书走上了社会。父亲留下的遗产使得他不需要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去辛苦地打拼生活。现在，他正在学习和研究股票。

　　2002年，他开始在网上发表言论。用他的话说，是因为“被一些人的言行激怒了”。这“一些人”，就是他所谓的“洋奴和假民主派”们，或者“右派”。

　　孙风雨在“吵架”的时候从不骂人。“其实我脾气不是很好，嘴特别刁。”孙风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是在网上我不骂人，这是与右派‘斗争’策略的需要。因为右派最害怕的就是理性型的愤青。”

　　才24岁的孙风雨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的大风大雨。但从小喜欢历史的孙风雨，自认对中国近代史有着相当的了解。在他的语词系统中，有大量诸如民族、民主、国家利益,以及以“主义”为后缀的词汇。孙风雨的网上生活充满了斗争和喧嚣，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其谦和忍让，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网下的活动。作为一名“愤青”，他只是活跃在网络上的千千万万个符号之一。

　　把“愤青”从一个概念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非易事。但不真正走近这些“愤怒”的人们,又怎能探究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呢？

　　“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

　　“牛拉多纳”是一个愤青的网名，他的愤青史并不长，和大多数愤青一样，他是在今年上半年的反日入常热潮中“下海”的。但和大多数愤青不一样的是，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从湖南长沙一所不起眼的大学毕业后，牛拉多纳找了一份不算很满意的工作，决心有所作为的他，现在正在加紧复习，想要考上南开大学的法学硕士。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他不忘精心料理着网上心爱的自留地——他的博客，“抗日根据地——爱我中华勿忘国耻”。

　　博客开张时间并不久，但已经有700余篇帖子，都是他平时在网上浏览阅读筛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如今，他的博客的浏览量已经超过15万。这700余篇帖子，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日本。

　　今年上半年，北京抵制日货的游行吸引了远在长沙的牛拉多纳的目光，大学即将毕业的他开始真正关注起中日关系。“抗日根据地”也是那时候办起来的。

　　之所以把牛拉多纳定义为愤青，因为他和绝大多数愤青一样，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他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刚刚开始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下子从网上搜集了许多“一读马上就能激起抗日激情”的文章，在网上交了一大堆朋友，经常一起讨论，谈论日本的可恶，一直说到群情激愤。

　　说起那一段时间，牛拉多纳笑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对日本怀有强烈的鄙视和不屑的情感，胸中时常燃烧着怒火。

　　牛拉多纳给了记者近百个愤青的QQ号，还有好几十个QQ群的号，他热心地建议记者到群里面去看看愤青们都在聊什么。“申请通过验证的时候写个‘抵制日货，爱我中华’，后面再多加上几个叹号，应该就没问题了。”牛拉多纳指点记者。

　　记者按照他的指点，将这些按照地区分类的抵制日货的QQ群一一申请，结果是:61个QQ群，逾半数（35个）已不存在。牛拉多纳告诉记者：“很多群是游行那会儿搞的，热度过了，群也没了。很多都是这样的，其实好多愤青群里都是假愤青跟着凑热闹的。”刚开始热闹那阵子，他也加入过好些爱国QQ群，但是后来都一个个退出了。“整天就是谩骂，没什么意思。”他说。

　　那一阵子热劲儿过了之后，牛拉多纳继续关注日本，充实他的博客。同时，他也在慢慢补充自己的认识。接触的资料多了，逐渐了解到日本的发达，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反省的地方，他感到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于是，他开始在博客中陆陆续续地增加关于日本文化、政治、经济之类的文章，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几乎都是关于日本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牛拉多纳自己也渐渐冷静了许多。

　　牛拉多纳现在专心料理着他的“抗日根据地”，他非常仔细地划分了10个板块，希望能够使他这块博客阵地尽可能全面地提供关于日本的情况。他也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到日本去，亲自去了解这个国家，了解生活在那个岛屿上的人民。

　　他很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一个弹丸小国居然能侵略那么多国家，战后几乎是一片废墟，然后却迅速崛起，这其中肯定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正因为此，牛拉多纳把“抗日根据地”的宗旨概括为“牢记历史，声讨日本;学习日本，反省自己”。

　　李磊：要考虑到社会安定的需要

　　和去年一样，李磊和他的朋友们早早地为今年的“9·18”纪念日筹划了一次活动，计划在洛阳的东周广场里组织烛光晚会，内容包括唱国歌、诗朗诵、演讲和默哀。

　　李磊是“洛阳爱国联盟”今年活动的主要联络人，这是一个由八名年轻人组成的网下爱国组织，宗旨是通过举办展览、印发资料和传单等形式来号召大家牢记历史，认清现今日本军国主义的面目，并鼓励大家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一年前，在洛阳网友举行的“7·7事变”纪念活动中，有一个共识在五名年轻人当中悄悄产生了，那就是“从今以后，要将在特定历史纪念日举行活动这件事固定下来，并且要去公安部门申报备案，让活动真正合法化”。

　　于是，在随后的“9·18”活动中，他们按照这个想法，向当地公安局申报举行了一次烛光晚会，这时候，又有三个年轻人加入进来。

　　李磊回忆说：“那天晚上，大家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了以后的规划，并决定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的团队基本成形了。我们还明确了团队行动的宗旨，是‘牢记历史，直面现在’。”

　　200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之际,“洛阳爱国联盟”配合登封的朋友一起举办了历史图片和抗战实物展,在洛阳几乎所有的高校做了巡回展览。

　　2005年4月，“洛阳爱国联盟”不仅配合中央电视台为抗战老英雄耿谆（中国劳工案原告，日本花冈暴动的组织者）录制了战地重游，还组织参与了多次反日签名活动。

　　李磊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在今年年初的反日入常签名活动中，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许多人签完名都没有离开，后来大家的情绪开始激动，纷纷在骂日本人。李磊这时候就说“日本人当中也有好人，比如说那些帮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啊……”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有一个年轻的父亲，手里抱着孩子，很愤怒地冲上来对他大声喊道：“日本没有一个好人！”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要是手里不是他的孩子，他会毫不犹豫地砸在我的头上。” 李磊对记者说，“这样的心态我并不赞赏，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我们洛阳，在当年抗战的时候伤亡很大，可以说是带着国恨家仇。正因为这样，才更加有必要让大家了解历史，了解军国主义，分清楚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

　　今年29岁的李磊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他的生活很简单，工作之外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五年前，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激起了他的愤怒，使他萌发了让人们了解历史的念头。那时候，朋友们都受不了“愤怒青年”李磊，因为跟他说话，三句话就要说到日本。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李磊的声音已经理性了很多。

　　在李磊通过邮件发过来的“洛阳爱国同盟2005年9·18纪念活动章程”中，记者看到了“不喊口号，不准有过激言行”的活动要求。李磊解释说，这是考虑到社会安定的需要，“情绪有时候是很难控制的，我自己就是很感性的人，有时候演讲的时候，我会激动得讲不下去，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把有些情绪喊出来，但是在那种时候，人很容易控制不住自己，更不用说是一群人了。”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李磊一直没有组织过游行。

　　郭泉:真正的愤青

　　郭泉说话很快，刚开始交谈的时候，连连追问记者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的。当记者告诉他是从他的反日爱国板块上得知他的联系方式之时，郭泉立刻惊喜地问：“你一直在看我的板块吗？”

　　郭泉今年37岁，他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民主同盟南师大文科主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5年1月22日，民间因为日本人在安徽修建王直墓引发争议。1月30日，郭泉和浙江丽水学院的一位计算机教师在晚上7点，带着自备的斧头和榔头来到了安徽歙县，在找到了王直的墓后，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据史料记载，明朝嘉靖年间，王直与日本倭寇勾结在相当长时间内为害沿海居民。随后，郭泉在网上声名大振，并为众多网友赠号为“粪青”。

　　郭泉声称自己从小就是高度独立思考的人。“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郭泉告诉记者，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他的家人知道他砸墓的事情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我是原本意义上的愤青，真正意义上的愤青。”郭泉强调说。

　　1990年大学毕业，郭泉当着同学的面砸了第一样日货，一个日本电子表。这之后，郭泉不仅把自己家里不用的日货拿出来砸，还动员自己的学生把家里不用的日货“拿出来，我们一起砸呀”，郭泉称这是在“锻炼身体”。至于有用的日货，郭泉表示要“等用坏了，再用国货置换出来”，然后再砸。

　　有调查显示，对于砸日货的行为，多数中国人都不赞同。

　　当记者问到反日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占多大的比重，郭泉立刻回答：“一直都是生活习惯啊。”

　　郭泉声称，他的愤青事业要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日本交回中国的钓鱼岛”，紧接着，郭泉激烈地表示:“如果有这一天，我一定到日本免费为日本的大学做五年的中国文化教授;如果有那一天，我保证我家全部使用日货;如果日本交回中国的钓鱼岛，我立即成为哈日族！”

　　郭泉是资深的背包一族，他称自己为“老驴”，因为他曾经背着帐篷去过川西贡嘎雪山。他还是一位枪模爱好者，叫做狗友，不过他说自己还只是“新狗”。对于小资和愤青，他认为并不矛盾。他认为愤青是情绪，小资是生活。

　　愤青还是粪青

　　在互联网上，愤青仿佛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可是当你拿着愤青这个词去寻找它的主人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大象希形”的尴尬。

　　“别人都说我也是愤青儿呢……”然后突然刹住话头，迟疑：“不过……”最后是否认：“我不是愤青。”而更多的人则明确表示了对“愤青”一词的蔑视以及记者将其称作愤青的不理解和愤慨：“我怎么能是愤青儿呢，愤青儿是什么东西？”仿佛记者说他犯了什么罪行一样。这是记者整个采访过程最常见的一幕。

　　回想起当年梁晓声宣言“我是愤青”时的自豪心情，不禁让人纳闷：“愤青”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尴尬了？

　　这或许又要回到网络。

　　民族主义愤青在中国早已有之，《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就对记者说：“从1983年起，我一直就是愤青。”但是，愤青队伍的真正壮大发展，则是网络及中文论坛出现之后的事。

　　据记者调查，民族主义愤青的网络生存场所主要有两个，一是各大中文BBS，一是QQ群聊天室。而网络交流的匿名特质，正是造成愤青迅速变质的重要客观原因。偏激的声音往往容易压倒其他的声音。于是乎，刺激眼球的句子开始频频出现。论坛上随处可见的“是中国人就进来看看”，曾经让很多中国网民从激动到麻木再到厌烦。

　　充斥论坛的，还有各种谩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不仅有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一些无理性宣泄，在网络上竟不乏应和之声。

　　由于这些“头脑发热、极度冲动”的“爱国”愤青的存在，论坛上但凡沾上点边的主题帖都难逃一大堆与主题内容无关，却只具备谩骂煽动性质的帖子蜂拥而至，最终淹没理性发言，使之彻底沦为发泄口欲的场所。

　　说到论坛里的这种“爱国主义灌水”，郑强感到颇为头疼。作为已有逾四万名注册会员的中华抗日联盟的超级版主和管理员，郑强必须及时对这样的帖子进行处理。“很大一部分人都只是在谩骂，我们禁止不了。警告过，删过帖子，也封过ID，但是一放松就立刻不行了。这样的人，大概占了30%之多。” 郑强无奈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正是这一部分人的言行为中国愤青带来了恶名。“愤青”这个称谓渐渐地带上了贬义的色彩。“极端”、“褊狭”、“无知”、“粗鄙”……这些评语已成为中国愤青缠身的噩梦。

　　2002年底，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很快招致一片骂声，网上各个爱国论坛充满了对“对日新思维”的言辞批判，其中不乏谩骂和人身侮辱。这种谩骂最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作者的名字一时间几乎成了“汉奸”的代名词。

　　从那时候起,“汉奸”开始成为愤青们攻击“敌人”最有力的帽子和武器。而一部分极端的愤青,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提出异见的人统统视为敌人，扣上“汉奸”帽子。谩骂发展到后来的铺天盖地之势，使得任何试图进行理性思考和冷静发言的网民,都不得不事先做一个声明,表示和“亲美或亲日”立场划清界限。一位名叫“tangxin983”的网民曾经这样总结了极端愤青的思维逻辑公式:“我是爱国者；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爱国的、是正确的；谁敢反对,谁TMD就是汉奸,是洋奴。”

　　由于这些谩骂里往往充满了污言秽语，甚至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因此，这一部分人被赐予了一个新的称谓——粪青，取其“满嘴喷粪，污染环境”之意，并以此与愤青相区别。

　　马瑞彬是百灵社区“反愤地带”的版主之一。这是一个宣扬以“观察互联网愤青现象，反对网络中不良的左右倾愤青现象，提倡真正理性的愤青精神”为己任的板块。在这个互联网的角落里，从来就不缺乏争论声和谩骂声。

　　“我们反对的其实是极端思维，说起来任何成为主义的东西都有它应该反对的地方。主要就是反对粪青，他们的危害很大。他们几乎都是反理性，反常识的。不光如此，他们的言行还直接损害了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马瑞彬对记者说。在网上，他没少被骂为“汉奸”。

　　极端排外的隐忧

　　年初，韩颐和“后羿射日”的广告创意，在网络民族主义愤青中赢得一片叫好之声，被誉为继日本丰田“霸道”广告和立邦漆“盘龙滑落”创意之后的有力民族主义反击。而网民自行设计的“奇强洗衣粉”广告Flash更是广为流传，网民称之曰“大快人心”。中国愤青群落中流露出的极端倾向已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忧思。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砸麦当劳、砸奔驰车等抵制外来文化的极端事件。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用高亢而情绪化的言辞鼓吹中美对抗，并发出了美国即将崩溃、中国要成为超级大国的预言。

　　时隔九年，作者之一宋强平静地告诉记者，《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近十年来，“我们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最大敌人仍然还是美国”，虽然现在反日的声音好像很高，但其实一部分人的反日“只是为了掩盖他们亲美的立场”。当记者问到书中关于美国没落的预言之时，宋强沉默片刻，回答说：“至少，美国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没落了。”

　　近年来，民族主义愤青队伍中出现得最强烈的排外讯号是“抵制日货”。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冯昭奎认为，“抵制日货”并不现实。他指出：“这是抗战时的口号，在当时很正确，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不是在某个国家孤立地进行，国货日货洋货很难区分，抵制日货，很可能抵制的就是国货。这个不现实，况且，中日贸易之间的依赖这么大，两个国家要是相互抵制，受损失的是两国人民的利益。”

　　然而，“抵制日货”却拥有了不少支持者。中华抗日同盟会的管理员郑强是“抵制日货”的身体力行者，去年9·18纪念日，他在网站发起了拒用日货万人签名活动。他郑重写道：“我宣誓：从今日起，经由我手采购的原材料以及半成品，如果在不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坚决使用国货！”

　　郑强已在深圳工作了六年，他一直践履着自己的誓言。他很高兴地告诉记者，他最近“又抵制了一次日货”。公司每年需要更换上百台打印机，一直以来都用的是日本品牌，而这一次，在郑强的建议下，公司选择了他推荐的非日品牌。这一次小小的“胜利”让郑强快乐了许多天。

　　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对愤青群体中潜伏的极端排外的危险表示了忧虑，他说：“不少年轻网民中间存在着一种极端激愤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任何外交协商、妥协，必要的退让和利益交换，都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甚至动辄上纲上线到斥责别人“卖国”。一旦有机会，他们甚至可能会演出打、砸、烧的危险情景。这也是许多人警觉和担心的原因所在。”

　　愤青之前世今生

　　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在谈到“民族是什么”的时候说：“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对于“中国愤青”，白哲特的话同样适用。

　　“愤青”一词本源自西方，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中国早在70年代，香港就出现过“愤怒青年”的称呼，用来指称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现实的年轻人。而在内地，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文革”时下乡的知青，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的人格。改革开放后，一些当年的知青把当时的经历写了出来，名噪一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中国却不断遭遇制裁与“遏制”。外部环境的变迁，刺激了民族主义在90年代的初潮。标志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和随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全国风行。

　　1999年以后,连续出现中国大使馆被炸、李登辉抛售“两国论”、中美撞机事件、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而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又称作极端民族主义者。由于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摩擦频频发生，愤青也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2003年，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次大的签名活动，一是“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二是“9·18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均由民间爱国网站自发举行，分别在短短的时间内征集了数万乃至上百万的网民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003年也因此被视作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之年。人们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涂释文/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