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乞已成职业，钱给还是不给？ 扶危济困面临信任危机

　　“我这一星期上下班几乎是在同一地点碰见4次这对‘没钱买票回老家的父女了’。第一次给钱我心里非常难过；第二次给钱，心里满是无奈；第三次我开始疑惑；第四次，我突然有些愤怒！”在公主坟上班的李小姐说：“我希望我是个善良的人，但我确实变得疑心重重。”

　　重庆市近日开展集中劝导城市乞丐到救助站求助活动，竟然遭到半数乞丐的拒绝。

这一事件的背后有救助站的尴尬与困惑，也有许多流浪乞讨人员实际的艰辛与无助……但最为突出的还在于，一些拒绝被救助的“职业乞丐”坚持用“欺骗”索取市民爱心的同时伤害了人们的“恻隐之心”。

　　劝导救助遭拒绝行乞已成职业

　　10月初，重庆市救助站劝导队随三辆流动救助车出发，30名工作人员、12名志愿者组成10个小组，集中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导。一次，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行至解放碑中心地带，先后遇到7个街头乞讨者，面对劝导，只有两人表示愿意接受救助。

　　重庆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分析认为，大多数拒绝到救助站求助的都是职业乞丐，他们每天有固定收入，进站等于“断财路”。

　　“没钱缴学费、家乡受了灾、钱包被偷了、甚至干脆就在大街上睡觉，一觉醒来就能有钱收……”如今，在北京的王府井、重庆的解放碑等一些繁华地段，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以各种理由和手段行乞的乞丐。

　　“我每天都上班，他每天也上班，我们都风雨无阻。”在王府井上班的张小姐告诉记者，她每天上班都能碰见一个男孩坐在街角，因为没钱交学费而行乞。“后来我发现他几乎一年到头都在那，根本就是在‘上班’”。

　　据重庆市救助站彭站长介绍，如今混迹城市街头的城市乞丐大致有3类：一类是通过违法手段压榨残疾人和儿童的违法分子；一类是没有谋生技能或不愿工作的懒汉；一类是真正遇到困难的弱势群体。有人说，“乞讨成本低、收效快，远比城里打工的民工赚得多，自然成了一些人谋生的首选。”

　　“恻隐之心”遭遇“欺骗”冷冻

　　“我那天经过龙潭湖公园对面的天桥时，看见一个年轻人跪在那里，穿着很整洁，旁边立着的白纸上写着：找工作太难了，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我实在太饿了，好心人请帮帮我。”家住北京潘家园的赵女士告诉记者，她看到这个情景后心里特别难受，早上去公园锻炼，没带钱，只好回了家，但回家后不管是收拾屋子还是做午饭心里都一直不好受。

　　“我实在过不了心里这关，吃过午饭就拿着100元钱去了天桥，结果那个年轻人已经不在了，这样一来，我的心里就更难过了，总觉得没能及时帮助他。”赵女士说，后来非常巧的又见到那个年轻人2次，彻底“冷冻”了她的恻隐之心。

　　“时隔一周，在另外一个天桥上看见他时，他穿得很褴褛，说家人病重，他没钱回老家，我虽然觉得有些蹊跷但仍很高兴能帮到他，没有犹豫就给了他钱，当我第三次看见他，一种受骗的愤怒感让我不由得浑身发抖，他又换上了第一次的整洁衣服，重现了初次见面时的场景。”至今，赵女士每每想起还会生气，“我发自内心的担心、同情被这样利用，让我着实愤怒。”赵女士表示，现在面对城市街头形形色色的乞丐，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该不该同情、该不该帮助。

　　记者采访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受到了“给了钱怕上当，不给钱又难受”的两难心理困扰。

　　对此，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孙元明认为，扶贫帮困、互助共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职业乞丐比小偷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更大，因为他们是在嘲弄人性中最美好最淳朴的东西，如果任其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

　　职业乞丐“挑战”城市管理智慧

　　职业乞丐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通病”，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回避这一难题。孙元明认为，中国的职业乞丐现象实际是一种特殊的被扭曲的经济现象，这背后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确实有在农村生活非常困难的人群，因为生活所迫出来行乞。

　　根据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如果行乞者本身没有主动求助的意愿，遵循“自愿受助”的原则，“职业乞丐”实际上不属于规定的救助对象。据了解，即将实施新近出台的治安管理条理中除了对一些强讨恶要、组织乞讨等行为，已作出相应的打击管理办法，但对大多数职业乞丐的管理，我国各级政府仍处于缺乏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的境况。

　　孙元明认为，由于职业乞丐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目前要出台全国性的法律还做不到，但是可以出台一些地方性法规，划定一些乞讨区，将乞讨行为限定在一定区域。

　　但据记者了解，这种建议目前还不能被我国多数人群接受。北京相关管理部门认为，如果划定“乞讨区”，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职业乞丐的合法性，这一点还有待商讨。重庆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处负责人则表示，“生活无着”的人才具有行乞的合理性，而有组织、职业化的乞丐，有违于行乞求生的本意，是为了不劳而获的一己私利，必须加强治理。

　　如今，职业乞丐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新盲区，如何让其不再成为社会“恻隐之心”的“冷冻剂”，又不简单行事、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已成为摆在政府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