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课题，一个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正在浮出水面。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未来5到10年中国农村政策的目标，将是中央抓三农问题的一个总题目。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上的第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指1980年代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分权是其核心。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为第二次调整，核心是减负。作为第三次大调整的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措施。过去调整的政策是单向的，新农村建设是系统性、综合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晓山强调，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即使经过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仍会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我们要的是安定繁荣的农村，而不是凋敝的农村。因此，三农政策最终要统一到新农村建设。
关于新农村的界定，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认为应该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其中，“新设施”就是要完善基础设施。这是新农村的“硬件”，是目前制约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瓶颈”。因此，马晓河给出的新农村建设方案的第一个重点是，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农村公共品供给，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已经成为官员和学者们的共识。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马晓河还认为，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倾斜，使农民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差距不大的公共服务。最后，农民增加收入仍是一条主线，是作为和公共品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相连的整体性措施。（《21世纪经济报道》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