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轻易动农民地拆农民房

　　11月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应邀出席滁州市举办的“中国当代名村论坛”。就当前城乡热议的“新农村建设”话题，韩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新农村建设，千万不能轻易去动农民的土地，拆农民的房子，从而变成一场“圈地”、“拆房”运动。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在新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老话题，从建国之初的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起，一直都在讲，但这次是依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国家大政方针为背景，内涵更为丰富，条件更为成熟。”韩部长分析说，从当前实际工作来看，重点应做好三篇大文章：

　　第一是工业如何反哺农业或者是公共财政如何覆盖农村？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要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亿万农民，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钱从哪里来？当然，钱从财政来，并需要建立一套各级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强有力的机制。但如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三农”，光从财政增量上想办法，那还不行，因为增量的资金总是有限的，还必须从调整财政存量上下功夫；其次要解决钱花到哪里去？根据调研分析，当前农民最需要公共财政支持的是四件事：教育、医疗、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概括起来说，农民的愿望就是“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用愁，养老有保障”。财政的钱要投入到满足群众愿望的地方去。

　　第二是城市如何带动农村？新农村的建设不能光靠农村，还必须跳出农村来抓，要靠城市去带动。具体来说，重点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的职能一定要延伸到农村。过去，政府职能的设置基本上和全国“城乡分治”的格局一致，都是“重城轻乡”，由各部门掌握的资金等资源大部分流向了城市。目前，北京市正在下大力气改变这种状况，该市政府要求各部门专题研究各自的职能如何延伸到农村，并逐步建立起“以城带乡”的激励机制，效果立竿见影。今年全市市政建设的资金一半用到了郊区农村，一半用于市区建设，明年还将调整，把对乡村的投入调整到60%%。他们的经验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值得借鉴；二是要继续“敞开城门”，降低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门槛。农民如何才能富裕？最根本的出路是要减少农民，要靠非农产业的发展，引导农民向城市转移；三是要创造农民可以转化为产业工人、城市居民的宽松制度环境。现在农民进得了城，但是留不下，扎不了根。城市在经济上接纳他们，但是社会上，实际上是排斥他们。比如说全国仅在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就有七百万人，但他们不能够享受到跟城市孩子一样的公共服务。目前，全国已有11个省份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这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四是要把城市优质的人力、智力资源通过政策、制度等导入农村。建设新农村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城市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带动其共同提高。如可以动员城乡医院、学校等开展“结对子”活动，帮助农民提高其健康、文化素质等。

　　第三是推进新农村建设，还要靠农村自立、自主，深化自身改革，注入发展的活力。农村的发展靠工业反哺、城市带动是重要的，但不可能解决其全部问题。从农村内部来看，也要注意做到四条：一是坚定不移地保持党的基本政策在农村的稳定。就新农村建设来说，就是一定不能轻易动农民的土地，拆农民的房子，在农村掀起一轮“圈地”、“拆房”运动，一定要本着农民自愿、渐进式建设的原则，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否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二是一定要以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扎扎实实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结构的调整。未来5~10年，我国将面临着一次很大的产业结构调整机遇：制造业由沿海向内地转移。中央今后还会用各种政策杠杆来加速这一调整进程。此次产业转移对县域经济发展是一次难得的契机，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三是培育新型农民。要切实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劳动技能，以切实满足未来新农村建设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四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这是农村全面取消农业税后的必然要求，到底如何改？现在各地正在探索乡镇改革的路子，尚未形成统一的模式或经验。但最终是要按照民主化要求，让基层政府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此外，农村的教育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等任务仍很艰巨，都需要上下努力，共促改革，以破除束缚农村发展的障碍。

　　最后，韩部长表示，安徽在“大包干”上领先，在税费改革中领先，他希望，安徽在新农村建设方面也能敢为人先，大放光彩！本报记者陈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