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恐怕从来没有料到，自己的声誉会如此一落千丈——由几年前的股市大讨论开始，曾经笼罩在经济学家头上的光环层层凋零；一年前“郎顾之争”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及随后顾雏军落马，让经济学家陷于失语状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则最后盖棺论定:“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中国青年报》昨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内地支持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有吴敬琏一人，12.5%的被调查对象干脆谁都不相信。
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是与市场化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对市场化改革的质疑和不满在某些群体中越来越明显且强烈，人们径直地把贫富分化、医患紧张、教育涨价等一股脑儿地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而经济学家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确实一直在鼓吹和支持市场化改革，他们的很多观念和建言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相关决策，而这些建言在事后看来，也确实存在若干可以訾议之处。
但是，并不能由此简单地将经济学家们的错误归结为动机不良，归结为他们刻意维护某个集团利益并帮助他们侵吞公共财产、剥夺穷人。应当承认，在改革中，经济学家传播了市场的理念，打破了计划经济和国家控制的迷思，从而为打破垄断、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观念环境。而正是这种市场化进程，把消费者从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增加了人们自由选择的范围。今天，农民可以到沿海的工厂打工或到城镇经商，城市中的中等收入阶层也在初步形成。所有这些，为中国进一步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而经济学家对此是有贡献的。
当然，经济学家受其理论视野的限制，也确实要对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承担部分责任。现代经济学形成于19-20世纪的西方，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民主等制度框架已经相当完善，财产权也都有明确的界定和稳定的保障。因而，现代经济学将所有这些制度基础视为默认条件不予讨论，转而讨论更为技术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拿这种忽略了市场制度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当然难免产生“错置具体性的谬误”。
中国改革采取的是渐进模式，市场化改革是在其制度基础没有确立或者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开始和深入的，市场化过程必然会出现某种扭曲，特别是某些政府官员只关心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掠夺性地开发资源、以牺牲弱者的权益来制造GDP政绩。但是，恐怕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相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政府应当赋予农民以自由迁徙的权利，应当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市民的财产权，强调政府应当公正地执法。然而，经济学家的建言最终是否能够成为法律和政策，并不掌握在经济学家手中。
诚然，确实有一些经济学家拿自己在市场化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声誉待价而沽，利用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优势地位，为某些企业、甚至某些个人的特殊利益辩护。最令人痛心的是，面对这种学术良知的堕落，经济学界基本保持了沉默，没有对这些人形成一种道德和学术压力。相反，在少数经济学家中甚至形成了一种不择手段地追逐自身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共识。这种现象存在于多个学科中。学术界恐怕不能不深思，目前的学术共同体是不是缺乏一种正确的激励-约束机制，大学、研究机构是不是缺乏比较健全的学术体制，整个社会是不是缺乏自由的批评空间？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经济学家群体的声誉确实处于低谷。但这也许是经济学找回正道的契机。一方面，它或者会促使学者们自我克制，令学术良知和知识分子的伦理追求在学术共同体内逐渐扩展。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在媒体上的失宠，有可能促使他们去做正经事，去研究具有理论价值的大问题。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过深地卷入就事论事式的政策辩论，而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经过此番打击，若有少数明智的经济学家转回书斋，深思中国转型之机理，或者真的可以成就一番理论上的伟业。而转型时代中国的制度建构努力，也确实太需要健全、明智的理论启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