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一次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2005:一次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正在发生的新闻就是我们出征的号角

　　编者按在临近岁末的时候，我们又迎来了自己的节日——记者节。我们的节日并不属于公众假期，这似乎是在鞭策我们，从事这个职业注定是一种牺牲。一年365天，一天24小

时，正在发生的新闻就是我们出发的命令——我们会在睡眠中出发，会在饭桌上出发，会在任何时候出发——第一时间冲向黑夜，冲向激流，冲向火海，冲向深山野林，冲向灾区，冲向暴风雨，冲向围击歹徒的现场……

　　在节日里，我们最重要的庆祝仪式就是扪心自问，在过去的一年，我为读者奉献了什么？这里选取的一组文章和图片，记录的是本报记者难忘的采访片段。这些故事发生在新闻的背后，记者的忘我劳动，正是一篇篇精彩新闻的支点。我们所做的一切，会成为瞬间即逝的历史，我们走过的历史，会成为永远鲜活的瞬间。在这里，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的力量来自这个职业的神圣理想，我们的理想就是读者的期望，因此我们永远会牢记自己的使命——正如本报总编辑杨黎光先生所说——“与读者同在”。

　　抓捕:好险,直面毒贩！

　　■本报记者文海笑

　　3月初的一个上午，我跟随南山巡警大队民警采访毒贩的毒品交易。

　　巡警大队杨副大队长侦查一圈，回到指挥车上，“小文，交给你个任务！”原来，民警发现一名女子衣着外貌都和“抓捕目标”极其相似，但该女子位于该超市通向肯德基的走道上，四面都有出口；超市里的人非常拥挤，为了不造成混乱，引起市民的恐慌，杨副大队长要求尽量“低调”地抓捕犯罪嫌疑人。“你的任务就是把她引到左边出口，方便我们抓捕。”

　　“好！”我想故作轻松地笑笑，但感觉半边脸都僵硬了。

　　在杨副大队长的示意下，我看到了这名染着红头发的花衣女子。杨副大队长示意我假装问路，吸引她的注意，不要让她有机会往人群里钻。

　　“小姐，请问这附近有柜员机吗？”我轻轻拍了拍红发女子的肩膀问道，她有些被惊吓到了，看了看我，定了定神，不太耐烦地说，“外面就有一个。”“对不起，是哪边啊？”我趁机站在了她右边。她显然嫌我离她过于近了，急于摆脱我，往左边紧走了两步，并抬手指了指门外：“就那边！”这时，在她身后1米远的杨副大队长趁她抬手瞬间，上前架着她胳膊，表明身份示意她不要作声。另一名队员马上跟了过来，架着她另一只胳膊就往外走。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就连离记者3米远挑选金饰的顾客都没有被惊动。

　　红发女子被带回中队，民警从她手里的塑料带搜出了10克海洛因！

　　奔赴灾区:未眠的42小时采访

　　■本报记者赵青

　　在深圳当记者十几年，经历过许多重大而难忘的采访，但今年6月一次三天两夜的灾区采访，至今仍会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6月29日晚，本报副总编辑、采访中心主任刘深、摄影部首席记者冯明及我一行三人，带着两套数码相机、两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式应急灯、一箱方便面、雨衣等物品，驾驶着越野吉普车冲进了暴雨倾盆的夜幕之中。

　　我们采访的第一站是河源。30日凌晨3时，我们赶到了河源日报社，了解到河源受灾最严重的是新源县新港镇。在黑暗中我们又立即驱车1个多小时赶往新港镇。

　　这时，东方开始发白，新港镇的轮廓也慢慢显现出来。在新港镇的街道上，我们看到泥石流从该镇镇政府后面一直冲到了街中间，数栋房屋已倒塌。我们以吉普车为大本营，分头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因为编辑部给我们留了4个整版，上午9：20前图文稿件必须传回。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紧张的。这时除了雨水声，整个镇子死一样的沉静，给人平添了几分恐惧感。在泥水中，我们像进入前沿阵地的战士，护着相机、猫着腰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向前寻找采访的线索。朦胧中不时听到沉闷的房屋倒塌声，我们顾不了这些，心中只有一个想法，第一时间发回图片让本报的读者看到灾区真实的场面。

　　上午7：30,我开始传回第一批图片，刘深则开始不停地整理采访来的文字稿，冯明在外继续搜索更精彩的现场图片。9：10开始传回第二批图片，这时，刘深2000多字的文字稿也基本成型、改定。总编室也急不可待地打电话询问稿子是否已传。刘深边说马上传，边拨号上网。正在最紧张的时候，电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拨了几次都无法接通网络。这时刘深已急得满脑门冒出黄豆大的汗珠。9：19终于上网成功、输入、粘贴、完成、发送成功。我们三人击掌狂叫：耶。这时才发现我们三个人全身都已经湿透，是汗水、泥水、雨水混合在一起。

　　我们简单地填了一下肚子，上午11时开始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点——惠州龙门县。我们整理完当天采访的图文稿后已是第三天凌晨2时。

　　这次采访，我们的行程共近1000公里，拍摄了1000多张图片，记录了20000多字的采访笔记，42小时未眠，度过了难忘的3天两夜。

　　在龙门县三洞村洪灾现场，这位农民刚从家里爬出来，就被本报记者捕捉了这个瞬间。本报记者冯明摄

　　暗访:好悬,差点穿帮！

　　■本报记者田语壮

　　在暗访中，最怕的就是暴露自己的身份。

　　今年中秋节前，两名报料人来到报社，称知道龙华一家月饼厂在用过期月饼的馅料做月饼。于是，在报料人的带领下，我和实习生小郜当晚便跑到龙华大浪社区“踩了点”。从贴在路口的招聘广告上得知该厂正在招普工，于是连夜设计了掩护身份和履历。

　　隔天中午，我换上两年没穿过、已经被虫子蛀了个洞的旧T恤，脚穿一双踢得反毛的旧皮鞋，徒步向该厂开进。考虑到“表演”要绝对真实，我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断粮，再加上头顶的烈日让人晕眩，不用太多心理准备，走到月饼厂门口时，我多少已经有点脚踩棉花的感觉了。进入该厂的业务洽谈室，卑微地赔着笑脸，一一回答了文员的问题，便被要求去厂外拍了快照再回来办手续。

　　次日早餐，一大帮工友正在墙上贴的花名册中看我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我的“新名字”钱某某。然后他们回身对我问长问短。一个小伙突然问上一句，“请问大哥怎么称呼？”“t……”“田”字就差那么一点从嘴里溜了出来。我分明感觉到，靠在我背后门框那个老监工的目光正从我的左耳划过后脑，试图再从右耳转到面前。我顺势向右侧了一下头，让背后的目光多得到些信息，“钱。姓钱，东北的……”我顺着音，用着大舌头回应。好悬，差点穿帮！

　　寻找:用双脚丈量丛林

　　■本报记者方勤

　　为什么在广袤的岭南地区，在偏僻海边的大鹏所城里会忽然冒出一个与周边语言迥异的语言孤岛？这是传说中的大鹏军语吗？今年10月，我跟随本报组成的考察队，对这一古老的语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

　　在10月21日和22日两天，我们几乎用脚步丈量了大鹏和南澳的每个角落。在疯长的枝蔓和茂密的丛林间，我艰难地行进着，没有路，就这么一路披荆斩棘地找路。我压低帽檐，不让飞舞的蚊虫盯到我的脸，但四周的树条和枝桠已经把裸露在外的双腿和双臂划得伤痕累累。

　　“天哪，你怎么会穿短裤啊？”考察队员纷纷问我，“我不知道这么苦啊。”没穿长裤，穿着凉鞋的我显得格外狼狈。

　　回到陆地，为了医治满胳膊满腿的伤痕，我又干了一件傻事：用凉水冲洗身上所有的痒处，这下坏了，浑身仿佛有数千万只蚂蚁在啮咬。好在当地人给了我一瓶清凉油，止了痒，也止了血。

　　然而，就是这次艰难的丛林采访让我们获得了重大的成果：大鹏军语是有据可查的，语言穿过600多年的时空，留存下来，还充满着生命。那一刻，心里满是发现的快乐。

　　艰难的丛林之旅让记者收获满心的快乐。吴永东摄

　　独家:让大家不约而同

　　■本报记者戴书伟

　　5月12日凌晨，我正在家中守在电视机前。就在这时，手机响了，“上海宾馆对面的加油站爆炸了。”

　　加油站爆炸？这消息可靠吗？但已经顾不得了。紧急联系同事田语壮。几分钟后，田语壮那辆老“皇冠”就载着我们来到了深南大道距事发地点约300米远的人行天桥处，我们被警察拦了下来，道路已被封锁。

　　在附近临时找了一个地方停车，下来，鼻孔里已充满焦糊的味道。上海宾馆方向，已是漆黑一片，人行天桥上，挤满了身着睡衣，脚踏拖鞋的人。

　　“这里很危险，请不要围观，尽快撤离。”在空旷漆黑寂静的夜晚，从警察手中的喇叭中传来的声音越发让人感到气氛的凝重。在我们急速冲向第一现场时，大批的居民正不断地从对面跑过来。“前面危险，请不要过去。”一名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好心地拦住了我们。

　　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不到现场我们能写出新闻吗？在多方交涉下，记者才得以进入层层设立的警戒线。

　　空气中的焦煳味越来越浓，直觉告诉我，爆炸现场就在眼前。就在我抓到一名从爆炸现场刚刚出来的当事人采访的当儿，我忽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本报机动部的主任胡文也到了，据胡文讲，我们还有一位记者已经到医院采访了，再一会儿，摄影部的4位同事也来了，一问，事先都没有相互沟通，都是从不同的渠道得到消息后赶过来的。事后发现，本报共有9位记者赶到了现场。

　　爆炸的并不是加油站，而是距加油站咫尺之遥的地铁施工工地，事故原因已经查明，是由于地铁上面的人行通道在施工时挖断了煤气管线和电缆线所致。

　　凌晨2时许，各媒体记者先后离开，几经努力，我和田语壮终于得以进入发生爆炸的第一个地点，并拍下了照片。出来的时候，我们像从泥潭中刚爬出来似的，然而顾不得这些了，我们得马上赶回去发稿。清晨6时稿子传进稿库时，早班编辑已经打开了电脑。

　　难忘:飞车挽救自杀女

　　■本报记者徐斌

　　做情感热线的记者多年，救弱扶贫的例子确实每年都不少。不过，要说今年最刺激最紧张的一次救助，还数3月28日晚，我和摄影记者汪阳一起飞车挽救自杀女的事。

　　3月28日下午6时20分，我背着背包正准备下班，听到电话铃响，又返回座位拿起了电话。电话里的阿兰说，她因为老公离她而去，了无生趣，已经服用了大量药物，只想在临走之前跟晚报的情感热线倾诉一下，最后表达对丈夫的深情。

　　那天随后的事情都是快镜头：暮色中刚采访回来、正走进办公室的摄影记者汪阳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们一起马上下楼直奔车库。汪阳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叫我系好安全带，一踩油门冲了出去。我一边体验着飞车的惊险，还一边紧握电话，跟阿兰继续聊天，希望她保持清醒，也知道了她住在南山区的一处出租屋中。

　　下午6时50分，我们终于在拥挤的出租屋村里找到了阿兰的家，只见她浑身因过量服用药物而浮肿，精神萎靡，手臂上布满自残的伤痕，房间里还有其他自我破坏的痕迹。我一边安慰情绪激动的阿兰，一边迅速和阿兰的丈夫取得联系。听说记者赶到了，阿兰的丈夫马上表示他立刻过来。当阿兰被丈夫送进南山区人民医院急救时，已经是晚上9时多。

　　从医院出来，夜色深重，我突然感到非常疲惫，才意识到没吃晚饭。可是汪阳记者要赶去宝安区，当天晚上还有个突击行动要去采访，要等凌晨回报社再发图片；我们在夜色里匆匆告别，我立刻赶回报社，写出了一个版的稿件，于3月29日见报，标题是《本报记者飞车挽救自杀女》。

　　3月28日晚，23岁的打工妹阿兰的情绪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她通过晚报的情感热线找到了帮助，在绝望的一瞬间抓住了希望，这是今年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摄影记者汪阳说：“那天是去救人，不要以为我平时开车那么猛啊，我开车一向很守规矩的。”

　　一个蛋糕:传递着人间真情

　　■本报记者李福莹

　　3月25日下午，我像往常一样，翻阅新闻调查部线索记录本，看到了这样一条记录：“明天是雇主女儿COCO的8岁生日，她是我一手带大的，我因为身患癌症在四川老家化疗不能为她庆祝，我想送COCO一个生日蛋糕，不知晚报记者能否帮我实现这个心愿？”

　　我立刻意识到这后面肯定隐藏着一个真情故事。

　　我拨通了求助人——罗福荣阿姨留下的长途电话，但接电话的是一位说着方言的老人，我只听懂了一句话——罗福荣不在家。我想，罗阿姨也一定在焦急地等待本报答复，因此每隔一个小时就打电话问一下她有没有回来。

　　一直到傍晚6时，罗阿姨终于回来了。她的声音充满了活力，完全不像一个患卵巢癌的病人。罗阿姨说，得知她患病后，雇主先后拿出3万多元资助她治病，碰到如此好心的雇主，她没有理由不乐观。

　　这次电话采访是我参加工作4年来，用时最长的一次，听完罗阿姨与深圳雇主钱烨先生一家8年相濡以沫的深情故事，采访本上已经记满了10页纸，我右手有点酸痛，眼睛却湿润了，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亲耳听罗阿姨诉说，我实在无法相信有这么好的雇主。

　　3月26日是个周六，一大早，我就去山姆买了个新鲜的生日蛋糕去了钱先生家。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钱家夫妇都谈得不多，正如他们对待保姆罗阿姨一样，说得不多，却为她做了很多。COCO的话也很少，只是摸着罗阿姨的照片不停地说：“我看到你了，我又看到你了。”

　　虽然到现在，我还从未见过罗阿姨，却一直为她带来的故事感动。报道刊出后，报社的热线电话不停地接到读者来电，有读者说，以前看报纸总爱看猎奇故事，这次却被这个人间真情故事感动了。

　　李福莹（图中）帮罗阿姨完成了她的心愿。本报记者邵东升摄

　　一次握手:在冰冷的太平间

　　■本报记者金柱

　　为了了解那些把迎送死者作为工作的平凡人，在今年清明节前夕我获得了一次重要的采访机会。采访对象是为某大医院看管太平间十余年的护工老王，而采访地点自然便是他所管理的太平间。

　　连医院的导医人员也不清楚太平间的具体位置，但我还是轻易地找到了—因为正当我在住院部的大厅中徘徊询问时，电梯间里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和车轮滚动声，一位穿着医院护工服的老者拉着一辆担架车快步走来，后面跟着好些人。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跟了上去，果然找到了太平间和采访对象。

　　采访开始得并不顺利，因为老王当时完全无暇顾及我，他在指导逝者的家属为其更衣，还忙着宽慰其中哭得最厉害的女士。说实话，一切从大学新闻系里学来的以及4年记者工作积累起来的采访技巧，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合里都显得不合时宜，这是我成为记者以来首次感到手足无措。

　　但糟糕的开始并不意味着过程必定失败，当事情做完后，老王很快和我说起了这“见惯生死事”的工作。但他首先做的事情，是带我体验这小小的太平间。

　　其实就是一个摆着六台巨大冰柜的大房间，冰柜至少有两米长，加起来占据了房间面积的三分之二。老王戴好一次性口罩和手套后，打开其中一台冰柜的门，将里边那块滑动不锈钢板拉出来。一具被塑料纸层层包裹的躯体，看上去不到1.6米高，我以为这是位不幸的少年。没想到老王要告诉我的，正是这具躯体的故事：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因为吸毒而患上艾滋病，被家人和朋友遗弃，最终客死他乡……说实话，当时我只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

　　可我还是鼓励自己在被压抑掩埋了的太平间里呆了一个下午—因为我是记者，起码要做到先熟悉一名太平间看管人的工作环境，才有可能写出符合事实的报道。一旦想到自己的报道能真切地反映老王的感受时，心情似乎刹那间平静了起来，几乎忘了自己还站在冰冷的太平间里。

　　采访结束道别时，我只是礼貌地握了握老王的手，不成想他的眼眸里，竟闪烁出感激的神情来。

　　采访车祸救人为先

　　■本报记者冯明

　　一天的凌晨时分，忙完一整天采访的我，突然接到一名男子报料：“在北环路龙珠段发生一起车祸，有一人死亡。”

　　我和文字记者迅速驾车赶往事发现场。深夜的北环大道上，一辆辆夜行的车辆被我们赶超，就快要到目的地了，我边驾车边仔细地搜寻目标。突然，我余光中发现，在路边暗处停着辆大板车和货柜车，有异样。凭经验我说了声：“这是车祸！”于是立即刹车迅速靠边，到近处一看，我愣住了，两辆车悄无声息，后面的货柜车头已经深深地刺入前板车尾，有3米多深，而且车头扭曲变形。我心想这车祸是不是已经处理完了？怎么会没人呢？正当我纳闷着，突然从板车下传出一声“救命”！我这才发现板车轮下压着一个年轻人，我马上喊着跟上来的记者余海洪：“这里有人，马上抢救！”

　　只见这个年轻人的一只手被车轮死死压住不能动弹，年轻人喊道：“快把车支架摇起来！”我忙把相机交给余海洪，冒着随时被一米开外急驶大车带倒的危险，不顾一切地奋力地摇着车架扳手……后来，消防车还有车主公司的同事几乎同时赶到了事故现场，在大伙一同努力下，终于将受伤的人救了出来。

　　被压在车轮底下的年轻人（画圈处）最终得救了。本报记者余海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