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开启人文之钥

　　事实上，在蒋友仁之前60余年的17世纪末，黄百家已将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完整公开地介绍出来了，从而填补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项重要空白。

　　以科学为理解人文之钥，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研究，对于今天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小明的著作《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即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的一部著作。

　　与清代史学诸家相比，以黄宗羲为开山和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对科学最为重视，对于科学的研究也最为致力，其史学成就也最为辉煌，其中科学之功尤不可没。因此，如果缺少对科学这一革命性要素——本身及其地位和作用——的系统考察，而想要获取对黄宗羲乃至整个清代浙东学派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应该说是不大可能的，更遑论留有一门空白了。

　　杨小明的这部专著不仅得出了不少科学史上的重要发现，譬如，黄宗羲对沈括所推崇的卫朴关于春秋日食说法的正确批评，前人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一项被遗忘的重要成果，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影响，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黄百家基于西方天文学而对中国传统日月五星右旋说的升华等等，而且更将科学作为黄宗羲以及清代浙东学派思想与学问的一大组成部分进行要素与系统的相关性探究，从而将科学史的研究与人文科学融汇了起来。

　　黄宗羲重视科学，并将其作为完美人生之不可或缺者。其中的原因，《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一书给出了系统可信的分析，即经世致用的实学要求、“通天地人”的儒家人格理想以及“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的“会通以求超胜”式的民族抱负，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黄宗羲一生都奉“通天地人”为儒者人生的终极理想。

　　科学，构筑起黄宗羲思想乃至精神、灵魂与人格的有机整体，同时也丰富和支撑了其经史之学的研究。对此，《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辟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讨论。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是夏商周断代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我国整个史学乃至经史之学的坐标原点，所以也是近年来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尤为着力之处。以史学名世的清代浙东学派自然也不会绕过这一问题。以汉三统历兼元授时历起算，黄宗羲认为武王伐商之年当从刘歆己卯岁（前1122年）之说。在此基础上，黄宗羲与其高足万斯同排定了一个历代甲子表，认为黄帝元年即第一甲子是公元前2697年，以此作为中国历史的坐标。当然这在今天看来是需要讨论的，但黄宗羲无疑是今天所谓天文历史年代学的早期应用者。春秋日食记录，是历代关注的另一焦点问题。黄宗羲应用其高深的融贯中西的历算造诣，以精确的计算为依据，对前人之说进行辩驳：认为根本没有比月频食之理，即《春秋》所载襄公二十一（前552）年、二十四（前549）年的两次比月频食实际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通过三统历推得，因庄公十八（前676）年二月有闰，故三月当食。《古文尚书》，自东晋以来一直被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奉为经典。清代阎若璩则通过大量有力的考据，一举证明《古文尚书》乃是伪作，其对中国思想界的震撼几乎立即为人所理解。对此，虽然阎若璩的贡献最大，名声最显，但黄宗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阎若璩尝于顺治年间游黄氏之门，后又问《尚书》于宗羲，黄因作《授书随笔》一卷答之，实为阎氏《古文尚书疏证》之先导。黄宗羲即是通过计算日食等历算方法独立推证出《古文尚书》乃伪作之结论。

　　此外，黄宗羲还以天文历算等科学为利器，推孔子生辰、破分野妄说以及创学案之体等等，这些，在《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中都有具体而微的解读。要之，不仅着力发掘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生物以及农学、医学等具体的科学内容，而且系统探究这些科学造诣与经史之学的内在联系，融科学于人文，是杨小明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

　　黄宗羲将科学自觉地融入精神与学术的有机系统的思想方法传统，首先传承给其子黄百家。黄百家在科学上有专门高深的造诣与研究，《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对此首次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发掘，明确了黄百家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譬如，自上世纪4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就一直致力于1760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之前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但直到10年前，杨小明才通过对黄百家著述的搜集研究发现，事实上，在蒋友仁之前60余年的17世纪末，黄百家已将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完整公开地介绍出来了，从而填补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项重要空白；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主题，前人认为清初王锡阐已对之作了总结性的论述。杨小明在对黄百家及其与梅文鼎的比较中发现，由于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多重天说的影响，至少与王锡阐同时稍后的黄百家、梅文鼎等人又以中西会通的视角将论争上升到新的高度，而且就理论、实测和应用而言，黄百家的右旋说都要胜过梅文鼎的左旋说。精深的历算造诣，使得黄氏父子成为与梅文鼎、梅毂成祖孙并列的对《明史》历志最有贡献和影响的功臣。

　　黄宗羲、黄百家之外，《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还探讨了科学对清代浙东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特别是经史大师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的影响，说明科学的素养和造诣对清代浙东学派实学思想以及经史之学的积极作用。

　　《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在近年来出版的科学史著作中，成就是比较突出的，这对于一位青年学者，尤为不易。然而，本书也并非没有遗憾，譬如，比起黄氏父子，《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对该学派其他人物的发掘相对显得薄弱，以至于多少有些失衡，特别是对史学巨匠章学诚根本没有提及。当然，这些又是工作量更大的工程了。尽管如此，《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仍然是一部探讨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极有价值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