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护公众的知情权？

　　11月8日，又是一年记者节。

　　这一天，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们自我抚慰与励志的日子。

　　一个看上去十分风光的职业群体，他们的节日，常常只有他们自己记得；而这一群体的从业者，为了守护自己的职业 尊严与理想，以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为代价，付出了多少

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更是“惟有我心自知”。

　　自2000年11月8日第一届记者节以来，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庆贺节日之余，都会默默地舔拭一下伤口，清点一 下名册，数一数，今年又有几许大将折阵？几多丁壮被殴！如果说，几年前记者被殴、被辱、被非法拘禁、被黑社会黑枪威胁 尚是新闻，尚能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义愤与“震惊”的话，那么到今天，这一类消息甚至已经不太容易成为公众话题了。

　　就在本届记者节前夕，据新华社报道，一位名叫高利的新疆记者途经塔城市新华路时，发现有一群人聚集在地区行署 大门前，场面混乱，警察在殴打一个人。出于职责，高利拿出摄像机上前拍摄，被阻止。高利刚刚开口解释：“我是记者！” 马上就有四五名警察上前对准高利的脸部、肩部一阵乱拳，将高利的眼镜打掉，摄像机抢走。随后，警察将他带到派出所，要 求他脱掉鞋子，抽掉腰带，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在做询问笔录之前，一名警察又问他，你是不是记者？他说是，话音未落，这 名警察对着他的右脸又是一记劲爆的摆拳，他的嘴角当即被打破，血流不止。

　　无独有偶，稍早些时候，10月7日，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西洲乙炔气厂发生爆炸。在现场采访过程中，广东省委机关 报《南方日报》记者遭暴徒围攻。一名行凶者当着警察的面，夺走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将其两次砸落在地……

　　在这一类事件中，从打人者嘴中吐出最多的一句话是：记者算什么东西？老子打的就是记者！

　　是啊，记者算什么东西？这确实是个问题。每次发生记者被打的事件后，总有媒体发表评论义正言辞地称，记者的采 访权是法律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这种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采访权”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法源。事实上，记者不 是执法者，不是政府的发言人,不是律师。他们手上既没有法律明确授予的取证调查权，也没有令人敬畏的“资本的力量”— —记者，无非是公众知情权的实现者而已。

　　在一些官员的话本语系中，公众知情权——这个可怜巴巴的词汇差不多就是“多管闲事”的同义语。媒体知情的边界 在哪里？公众知情的边界又在哪里？对于事关大众利益的政府行为、社会事务与突发事件，公众要求享有的“知情”到底是一 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还是一种必须由当事人加以审查和批准方得有限赐予的福利？以上疑问，由于《新闻法》迟迟没有出台， 我们只能从宪法，以及宪法赋予的公民权所派生出的语义中，去寻找法源与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闻人的权利是与中 国公民的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表述的诸多公民权——比如公民对于政府行为的监督、批评 、建议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都只能借助新闻人的努力而加以实现。

　　在本文提到的两例记者被殴事件中，均涉及到警察：要么是警察出手，要么是警察在现场“观看”暴徒殴打记者。之 所以会发生这种法制社会的丑闻，究其原因，绝非警察与记者有仇，而是因为——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我们的警察兄弟 很容易患上“职业色盲”，将国家公权力看成高于一切的权利，而忘记了“国家公权力以人民私权利的实现为根本宗旨”的宪 政精神。所以，当一个公共事件出现时；当身为执法者的警察接到上级指示开始“控制事态”时；当赶赴现场的记者凭着职业 判断，决定介入事件并向公众告知此一事件的“真相”时；某些警察的第一反应，往往将记者的介入看成是添乱、捣乱、惟恐 天下不乱。他们“责无旁贷”地认为，把事态控制在只有少数人(譬如政府长官、司法机关成员、大企业老板等等)所知晓— —所能操控的范围之内，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职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记者该打”的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某些执法机关成员对于公众知情权的漠视与轻蔑。

　　近日，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保护公安、检察干警执法权益 的工作。听闻此一消息，不禁生出几分感慨：为了公众的安全利益，处于高危社会环境威胁下的警察执法权益当然应该受到保 护——然而，为了实现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知情权，同样处于高危社会环境威胁之下的记者采访权益，什么时候也能受到有关 部门如此高度的重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