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群“雅典的公民”

　　解读：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 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报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

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 年离去的“南周”人说：“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 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 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年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 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 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 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 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 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 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 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 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 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 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 责是，把这件事情真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 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 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 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 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 ，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像到爹那里去告儿子是不通的。

　　传承平民精神

　　曾任《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使《南方周末》成为“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 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是说道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 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一些 国外的哲学思潮和理念涌入中国，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仇恶现象的批判立场和 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 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 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 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 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 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地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 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 论，但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 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老百姓有一种 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 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 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 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 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 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 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总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 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说，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 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 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是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 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 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 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 ，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美国政 治家詹姆斯.

　　他进一步阐释道：“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 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 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 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