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一个女工三天只睡六小时连续加班后猝死

　　广东省总工会今年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1000元以下，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

　　10月27日早上6点半到28日早上6点半，除了吃饭，广州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工人一直在工作。

　　28日早上6点半，工人们获准去吃饭，何春梅的弟弟、铧鑫厂装配车间小组长何茂君看到姐姐倚着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头歪向一边。“她眼皮耷拉着，脸色苍白。”

　　何急忙把姐姐抱到三百米外的石井人民医院，“病人入院时反应迟钝，肢体感觉比较差。”医生后来向记者介绍说。当时何茂君大声重复两遍医生对病人的询问，何春梅才含糊地应答。这一问一答，也是姐弟俩最后一次对话。

　　何茂君坐在急诊科走廊里，不由自主打起盹来，迷糊了有二三十分钟。此前，他两次去看姐姐，只觉得她脸色依然苍白，但“鼻子那儿气息有进有出，就像睡着了一样”。

　　妹妹何琳的回忆：姐姐越来越多地说“太累了”

　　从10月25日起，何琳听到姐姐越来越沉重和频繁地抱怨太累。

　　铧鑫厂的多位工人确认了10月25日~27日的工作时间安排：

　　25日：早6点~26日凌晨1点；26日：早上6点~27日凌晨2点；27日：早6点~28日早6点30分。在工作期间，他们有各半小时的早饭、晚饭和消夜时间，中饭时间是一小时。

　　何茂君说，三天睡觉时间加起来还不到6小时。姐姐的睡眠时间与他基本相同。

　　26日，何春梅、何茂君姐弟是凌晨一点半到家的，何春梅的妹妹何琳听到姐姐说“很累”，但精神还算好。何春梅抓紧时间冲凉并像以往那样把衣服洗好。

　　何春梅两点多一点睡下，很快就睡着了，只说了句“五点钟就要起床”。5点10分左右，何春梅说:“太累了，再多睡一会儿吧。”但到了5点半，她还是跟丈夫和弟弟一起出门上班去了。

　　上完26日的班，已经是27日凌晨两点。何茂君洗了把脸，没吃消夜就赶紧睡了。何春梅仍坚持冲了凉，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衣服洗出来，她对何琳说:“太累了，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吧。”何春梅还吃了点东西，其间何琳又听到姐姐说“太累，手又痛”。

　　何琳感到姐姐的劳累正一层层积累下来，这使得她的抱怨里越来越多夹杂着叹息。何春梅在入睡前，喃喃地说：“今天也要5点起床，一直要上到28日下午，这么长时间，好难过啊。手很痛。”

　　10月28日早上5点半，何琳听到姐姐出门的时候问哥哥：“手很痛，车间有没有胶布把手指包一下？”这成了她听到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

　　弟弟何茂君的回忆：姐姐只要了几次“快干”

　　姐姐晕倒前的最后12个小时，何茂君一直觉得头昏昏沉沉，浑身没力。他是装配车间的组长，要不停巡视，实在撑不住，他就到厕所里抽支烟提提神。

　　铧鑫厂的厂长也没睡觉，他对工人说，做完这批活一定放大家两天假，让大家好好休息——但疲倦的何春梅等不到这一天了。

　　加班期间，何茂君看不到姐姐有什么异样，她总是埋头干活，或向组长要一些材料。何茂君只记得28日凌晨这段时间，何春梅向他要了几次“快干”(一种胶)。

　　吴素兰同何春梅的工作台紧挨着。26日那天，她们组三人一共完成了6000件，平均一人2000件。

　　28日早上6点半，何春梅拉吴素兰一起去吃早饭时，看起来精神还好。不久，便晕倒在厂外的一根电线杆旁边。

　　医生后来向媒体表示:何春梅的死因必须做进一步尸检才能明了，但如果连续高强度加班，必然会对身体造成极大损害。何春梅的亲属则称，何身体一向很好，没有什么病。她是被累死的。

　　何春梅并没有向厂里请假

　　自打26日加班，工友吴素兰也觉得很累，但在她看来，加班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不累就赚不到钱”，多做一些才能赚到钱。“只要睡眠充足，工人们是乐意加班多做工多赚些钱的。”石井街道办事处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人姚永军说，不只是石井，只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有超时加班的现象，只是每个企业程度不同。

　　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每天加班一般不超过一小时，特殊情况不能超过三小时；一个月累计不能超过三十六小时。“但企业存在着淡旺季的问题，所以，国家又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劳动部门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姚永军说。

　　事实上，加班期间何春梅并没有向厂里请假以缓解极端的疲惫，一方面是厂里赶活期间很难请下来假，同时，正如何的家人所说，她一心想多挣点钱。

　　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后，何春梅每月的收入从原来的八百元上升到近千元。

　　然而，何春梅努力而执著的想改善家庭生活的愿望在她30岁这年的一个早晨，戛然而止。

　　出来打工这么辛苦为什么？

　　从广州坐火车30个小时到达四川达州，再坐5个小时的汽车，可抵达南充营山县柏林乡。再走4公里崎岖山路，就到了张大渊、何春梅的家——长滩村。

　　柏林乡的农民通常种植稻谷、小麦及油菜籽。张大渊说，如果不出来打工，他一家人一年农业收入获纯利仅千元左右。

　　张大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即出来打工，在新疆的脱水厂烤过洋葱片，在四川凉山州伐过木头。现在同何春梅的堂兄和姑父一起在广州一个工地做捆扎工，他们一天的工作通常从早上干到晚上10点半。

　　去年10月，张大渊、何春梅用这几年攒下来的一万元钱盖起了五间新房，这使家中原本拥挤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虽然由于砖块无法运进来，这些新房仍是泥土墙，但何春梅仍把盖新房视作近几年来家中最大的一件喜事。

　　然而最头疼的支出并非建房，而是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村里没有学校，儿子们寄宿在乡里小学，一年的花费就是9000元。夫妻两人每月的收入加起来2000元上下，节余大部分投入到儿子的教育中。

　　这使得张大渊夫妇的生活总是紧巴巴的，何春梅经常劝丈夫不要多花钱。张偶尔喝点酒，那是从家乡带来的自酿小麦酒，50多度，由于加了蜂蜜和红糖，入口有着辛辣及深沉的甜腻。

　　在10月28日之前，何春梅夫妇对于自己的打工生活有一个遥望的终点:什么时候两个儿子书都读完了，他们也就可以回老家了。

　　这一信念在柏林乡的打工者中普遍存在，并支撑着他们继续工作。“出来打工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就是想供孩子读书，不再当农民，将来不再像我们这样打工！”何春梅的堂哥、47岁的何茂林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隔壁垅坪村村民何立庆，从儿子上高中就到太原一家铝厂当烧炉工，他没日没夜地干，困了就在炉旁睡一会儿。去年儿子大学毕业，何立庆回到了大巴山深处。

　　11月1日，何春梅的两个儿子被人从四川带到广州。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这个大都市玩耍，而是看母亲最后一眼。Z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