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30名拥有亿万资产的老总齐聚清华经管学院，开始接受为期12天的封闭式脱产学习，这是某省人事厅在清华首次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才培训基地，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培训班每年至少两期，每期12天课时共42万元，学费由省政府出资。
地方政府组织这样的培训班并为之付出一笔财政成本，其“收益率”想必可观，故“理由”也许显得过硬。可作如下推想：亿万富翁们经培训后素质大大提高，从而激发其经
营业绩飙升，向地方纳税的增加额远远大于此项财政支出，地方政府能从中赚它一笔；政府主动埋单培训私营老板，不仅可落个“培养人才、爱惜人才”的好名声，甚至能与“改善投资环境”、“建设和谐社会”等沾上边儿。然而纵然再列出十条八条理由，似乎还无法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地方政府的这笔财政支出，究竟算是什么性质？其理论依据及法规依据又是什么？
一些地方政府出资送官员出国培训的做法，曾引起过诸多质疑。无论质疑与评说全面与否，纳税人有权对政府如何花钱进行关注和评判。两相比较，政府出资培训亿万富翁似乎比培训官员更缺乏理由。
假如说官员的观念转变和素质提升，确实是政府必须考虑的事儿，甚至可认为是政府的内部事务，因此为培训官员出资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提高民营老板素质的事儿政府也要管，而且主动埋单，就有些离谱。因为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政府的责任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秩序、改善环境、主持公平等等，与具体的“市场主体”则应保持距离。
假如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才能确实需要评判，那么评判的主体以及评价机制的形成也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包括受雇于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在内的所有的经营管理者，其素质的提高都应该是一种自主、自动的行为，假如他们意识到提高自身素质迫在眉睫，完全可自找门路，与政府基本无干。从这个角度看，某省政府在清华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才培训基地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
怎样花财政的钱应是政府转变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点。在有些官员心中，财政的钱几乎等于自己口袋里的钱。只要能找到一个自认为说得过去的理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具体到出资培训亿万富翁这档子事儿，恐怕压根儿没一人曾意识到这笔钱该不该花应征求一下公众的意见。 刘以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