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们应当反思卖身救母事件中的网络暴行

　　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

　　一个叫陈易的女孩子，因为母亲病重而上网求助，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挂出了“卖身救母”的牌子。

　　其实这是中国人常见的一种求助行为。不要说久远的曹娥卖身葬父的故事，现在也几

乎每天都能在一些城市的街头看见这种事。通常是一些衣衫褴褛的女孩，将手写的纸牌置于地上或者挂在脖子上。多数行人视若无睹地走过，也有人随手扔下一些零钱。她们遇到的最大麻烦，不过是被城管人员轰走。

　　不同的是，陈易因为上了大学，就挂着牌子站到了网上。结局也很不一样，在收到一些救助款的同时，她遭到了众网民的质问、谩骂、揭露、实地调查和黑客抄家，甚至限制使用得到的救助款。

　　陈易的母亲因不治而去世之后，一些网民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但是还很少有人认识到:以民不可欺的口号进行围攻，以展示真相的名义揭露隐私，以问题没有查清的理由限制他人行动权利，这跟“文革”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两样，是一种暴民行为。

　　容易迷惑人心的是，这些暴行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法律概念为幌子，比如关于规范募捐的法律法规。事实上，无论法律条文中还是现实生活中，个人求助和面对公众募捐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个体行为和机构行为的法律担当更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求助，求助的方式和范围取决于他的能力大小，救助的过程和账务情况也只需要他和救助者个体之间的交流；而一个机构要募捐，则必须经过一定的申报程序并接受查验，账务也必须公开透明。我们有公私不分、机构与个体莫辨的传统，正是这些幌子可以招摇的基础。

　　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临时急难，穷人有可能，富人也有可能。一些网友对陈易穿耐克鞋、戴500元的太阳镜、烫发、家境不坏、母亲有医保和单位捐助进行声讨，这是一种十分不健康的心态。一个人求助只能根据当下的处境，即便是一个真的富人，也有可能陷入困境而发出求救的声音。你可以对他的声音充耳不闻，但你无权要求他公开自己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当你并没有捐助甚至根本没有打算捐助的时候，愤怒声讨就显得十分滑稽。而那些已经捐助或者打算捐助的人，完全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电话与受助者进行私人交流，甚至索要相关资料。如果交流的结果，让你觉得上当受骗，涉嫌欺诈，你可以要回捐款，乃至告上法庭。

　　无论如何，这件事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一场民事官司。民事官司是涉事双方的事情，而与公众无关。面对公众，往往是对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机构或者行为的要求。那些口口声声要求陈易向公众公布个人情况的人，完全是在胡闹。一个为母亲病重而发愁的女孩子，有什么义务来满足你的看客心理？

　　既然公众没有理由查看一个求助者的私人情况，那位代表公众去实地调查的网民也就没有必要那么义正词严了。任何人都可以去了解一些情况，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无中生有的权利。去那个学校吃碗面条、和同学聊聊天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有什么权利，那么理直气壮地，去查人家的银行账号并予以截图公布？你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人家先用什么钱后用什么钱？按照现有法律，只有公安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才可以干这种事情吧(而且还未必可以公布)？正常的情况下，陈易完全可以拒绝这些无理骚扰，但是她逆来顺受，不过是因为陷入困境需要帮助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调查的实施不过是乘人之危而已。

　　至于黑客闯入陈易的电子邮箱，闯入网络服务器，公然将她的私人通信和聊天记录扔了出来，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暴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行为没有受到公众的普遍谴责和警方的调查，反而成为攻击受害者的依据。尤其要警惕的是，这些暴行都在追求真相的美妙借口掩护下发生。当年红卫兵随意地闯进“反动分子”家中施暴时，也无不是以真理的名义。

　　可以理解，如今网络在中国日益成为民众获取信息、追求真相的重要场所。据调查，此项功能的利用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如果这种对真相的渴求任意泛滥，不尊重个人隐私，不遵守法律程序，则可能演变成一种灾难。

　　(作者系媒体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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