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
今年，山东一些法院提出了“让说情者不敢进门”的口号，在加大对干警的廉政教育力度同时，也给说情者设置难关，以期构筑起一道厚厚的“廉政防火墙”，规定：凡是到法院说情者，都会由当事干警将说情者带到监察室进行“说情登记”。（11月9日《齐鲁晚报》）
前有反腐公交车，把反腐标语挂到公汽上；后有夫人廉政班，通过“廉夫人”吹枕头风管住丈夫；再有“小眼盯大眼”———让孩子管住父母；今有“说情登记制”，此正所谓“只要思想不落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也。
可是，用所谓的“说情登记制”筑起“廉政防火墙”，如果不是始作俑者智力有问题，便是在污辱我们的智力。说情者都是些什么人？天底下你见过哪一位说情者头上贴着“说情”字样贸然直闯领导的办公室？出面求情者无非就这么几类人：要么是官衔不在被说情者之下的，要么是与被说情者沾亲带故。他们够胆揽下说情的活，就算被说情者也不敢怠慢，“说情登记部门”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更懂得说情的艺术，是不会在不适合的时间通过不适合的方式来说情的———一个电话、一顿饭、一个红包可以办妥的事，又何需说情者光天化日之下登门求情？无权无势的不敢上门说情，权赫位高的不必上门，你说这“说情登记”这出戏演给谁看？
说情，是见不得光的潜规则，是社会暗流，而“说情登记”的恰恰是把它假想成公开的、显化的。用显化的制度，来制止潜规则，岂非关公战秦琼？对于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是持鼓励的态度，但如果该制度出生之初就漏洞百出甚至是让人贻笑大方，那就不免让人怀疑制订者的智力甚至是用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