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读书无用论”何以会出现

　　□张贵峰

　　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县”，按照达标要求，义务教育的辍学率不应超过3%。但事实是，该县每年初一入学学生1万多人，初三中考时只剩下4000来人。这意味着，该县的辍学率实际上是60%。而在威县贺营中学，三年总辍学率更是高达近90%（11月9日新华网）。

　　显然，这种触目惊心的辍学现象，绝非河北威县所独有。据此前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对辽宁等6省14市17所农村初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和威县一样，家长们的“读书无用论”，被认为是造成大面积辍学的根本原因。

　　在科教兴国战略倡导多年的背景下，新“读书无用论”为何还会出现？

　　依据经济学原理，任何产品的“有用性”，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和决定的，即外在的使用价值和内在的劳动价值量——制造（培养）成本，这意味着，产品若要“有用性”大，就必须使用价值足够高而制造（培养）成本足够低。依据这一分析，如果我们把“读书-受教育”也看做一种产品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与其他任何社会产品一样，教育也有一个使用价值和制造（培养）成本问题，换言之，所谓读书的有用性，实际上也是由其使用价值和培养成本决定的，使用价值高培养成本低就是“有用”的教育，否则便会“无用”。

　　那么，揆诸今天的教育实际，其使用价值和培养成本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

　　先看“使用价值”。众所周知，虽然“素质教育”作为口号已喊了多年，但“应试”仍然是其本质。显然，在这种与生活现实相脱离的教育环境下，教育实际上只能是为考试、为升学的“教”和“育”，其“用途”必然是：培训学生机械刻板的考试技术和能力。因此，一旦进一步升学无望，这样的技术和能力对于现实生活当然不会有别的用处，所谓“种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读了十几年语文，仍然写不通文章”……

　　再看培养成本。最近的一个数据是，安徽省城调队调查显示，一般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近四成，农民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18年的收入；另有统计显示，目前的大学学费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而与此相呼应的民谚是“一人读书，全家吃糠”，“送孩子读书像赌博”。

　　不难看出，使用价值低下——无法赋予受教育者切实的生活技能、人生素质，而培养成本畸高——远远超出了居民尤其是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是时下教育的现实，用河北威县学生家长的话说就是：“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下工作”——这样的读书，岂能不“无用”？

　　可见，家长们的新“读书无用论”的背后其实是无奈，是对教育这一公共物品“质次”的无奈，也是对其“价高”的无奈。而如果作为“百年大计”的读书都这般无用无奈了，那么，一代青年的前途命运何以堪、国家民族的前途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