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过悲过之后，应该是深思

　　 笑蜀

　　于建嵘和方舟子的混战，在我看来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混战。这是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于建嵘没有受益，方舟子没有受益，学术和社会也不能从中受益。

而这样的闹剧悲剧，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我想，问题的根本在于学术公共品的极度匮乏。这里的学术公共品，主要就是学术监督，学术公正。因为公共领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供给，或者说是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私人打假大有市场。但这样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新的问题，使得学术秩序更趋混乱。

私人打假至少会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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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假，谁说了算。在我看来，只有学术共同体公认，并且经过公力机构确证的，才可能算定论。任何私人的判断都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为凭。依据任何私人的判断来裁决某个项目乃至某个学者的命运，都是不严肃的，都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因此都不值得效法。

第二个问题是对学术问题该不该喊“打”。在我看来，学术问题只需要讨论，平等的讨论和文明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应该限于严格的学术范畴，不能超出学术范围之外，变成道德审判甚至是人身攻击。尖锐如果蜕变为人身攻击，动不动就假尖锐之名，亵渎对方尊严，侮辱对方人格，这种所谓的尖锐就与姚文元遗风半斤八两了，这种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暴力文化，绝不是学术批评所应有的，绝不值得提倡。

第三个问题是，能不能因为腐败肆虐，而主张宁枉勿纵？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冤枉一个人，明天可能冤枉十个人，百个人，最后的结果是谁都只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裁决，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一种错误并不能赋予另一种错误以合法性，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挑战学术腐败、做过一些好事，就在道德上拥有豁免权，可以滥用权力而免于追问。建设法治社会，首先需要适宜于法治的心智。

最后一个问题是，“私人打假”如何制约？我不赞成私人打假，但在学术界公共供给紧缺的局面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私人打假”事实上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取不取消“私人打假”，惟在如何制衡“私人打假”，规范“私人打假”，使“私人打假”逐渐回归学术范畴，逐渐回归学术批评、学术争鸣的层面。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一种权利和义务对应的机制，一种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论和自己发布的言论负责任的机制，一种一旦越轨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的机制。

于建嵘大战方舟子，这样的闹剧悲剧发生于市井小巷，或许可以理解。竟发生于从来以斯文著称的学术界，竟发生在像于建嵘这样比较有影响的学者身上，不能不说是整个学术界的尴尬，它最充分地印证了我们的学术界文明的不足和理性的不足。学术界尚且如此，何况全社会？所以毋宁说，这场闹剧悲剧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尴尬。

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改善学术公共品供给体制，最大限度地提升学术公共品的供给。通过学术自治达成学术民主，使得每个学者都能参与和监督公共品的供给，每个学者都是监督者同时又在监督之中，使得任何学术问题都有最大机会得到不受限制的充分讨论。只要有充分讨论，科学发展的自然进程就会起作用，科学自身的纠错机制就会起作用，学术上的假冒伪劣就很难有市场，学术公正就会不再匮乏。这才是最有效同时成本最小的“科学打假”，也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