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犯罪呈腐败家庭化 夫妻父子同判刑屡见不鲜

　　2005年9月26日，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原董事长、被称作“公路巨贪”的毕玉玺之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

　　此前，今年3月，毕玉玺因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8月，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至此，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及其妻子王学英、儿子毕波一家三口先后被判刑。

　　毕玉玺一家三口获刑，是近年来一系列“家庭腐败”案的一个最新的典型例子。

　　腐败“家庭化”

　　中国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职务犯罪案件表明，官员职务犯罪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演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腐败“家庭化”现象日渐增多。

　　从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官员职务犯罪案来看，腐败“家庭化”现象的一般情形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职务犯罪，家属帮助受贿或利用其他手段，将其权力“变现”，形成家庭窝案，最终家庭成员都受到法律惩处。

　　在历年查处的腐败大案中，“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屡见不鲜。

　　据媒体报道，在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一案中，孟曾七次通过妻子郑秀英之手接受了个体户庄某的贿赂计14.5万元人民币，10万元港币；在毕玉玺一案中，毕玉玺之妻王学英伙同毕玉玺多次受贿，毕玉玺的儿子毕波在明知30万美元系其父收受的贿赂款的情况下，仍在其父的授意下将该笔赃款予以转移；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中，妻子田雅芝与马德共同受贿七笔共370余万元，在审判结束后，马德甚至对妻子说出了“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这样的话……

　　有媒体总结出了当前“家庭腐败”的几种常见的形式：夫唱妇随型(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与丈夫“配合默契”，共同受贿)、父子联手型(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伙同其子李勃收受贿赂)、公媳合作型(如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与其儿媳易阳，一个弄权，一个收受“好处费”)、翁婿互助型(如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先后为六家公司办理

　　瞒天过海，各显其“能”

　　官员个人的职务犯罪为什么常常会演化成家庭成员的“家庭腐败”？

　　有分析认为，在全社会反腐败的声势之下，官员搞腐败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面临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腐败分子把腐败活动延伸到隐蔽的家庭，利用家庭成员来进行腐败活动。

　　从实际情况看，行贿人常常不容易直接接触手握权力的官员，但与官员亲属交往相对容易。很多官员受贿，往往是子女、妻子收钱后找官员办事。另外，官员通过妻子、子女办事也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表面看与自己无关，“出事”时也可以搞攻守同盟，只承担对妻子管束不严、对子女教养不当的责任。

　　审理毕玉玺一家三口案件的法官陶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通过近亲给钱，形式比较隐蔽，行贿者和受贿者都有这样的心理，认为家里人拿钱似乎更保险。万一东窗事发，律师也可以辩称受贿者不知情。”

　　陶介绍说，目前，比较隐蔽的行贿手段有六种，“贪内助”、“贪衙内”在腐败活动中“各显其能”。包括事后行贿，通过家人亲朋送礼，借助逢年过节、乔迁上学之际送礼，长期“关心”手握重权的官员，任上办事、退休给钱，赠代金券、消费卡等。此外，贪官们另一种“权力变现”的方法是，授意请托人“照顾”其子女经营的公司。前四种情形在毕玉玺案中都表现了出来。毕案的犯罪家族化体现了目前职务犯罪的鲜明特点。-　本刊记者 汪海明／文　

　　近年来“家庭腐败”典型案例 毕玉玺案：

　　毕为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原董事长。其妻王学英和其子毕波因参与腐败活动而获刑。

　　李嘉廷案：

　　李为云南省原省长。其子李勃与其共同收受贿赂款人民币950万元，港币560万元。

　　王怀忠案：

　　王为安徽省原副省长。其妻韩桂荣多次代他人向王怀忠转达请托事项，并与其一起收受贿赂120万元，还多次转移、藏匿巨额财产。

　　孟庆平案：

　　孟为湖北省原副省长，曾七次通过妻子郑秀英接受个体户庄某贿赂计14.5万元人民币，10万元港币。

　　马德案：

　　马为黑龙江绥化原地委书记。与其妻田雅芝共同受贿七笔共370余万元。

　　许运鸿案：

　　许为浙江省宁波原市委书记。其妻子、儿子从宁波金融大案的当事人手中先后收受600万元人民币和若干美元、港币。

　　肖作新案：

　　肖为安徽阜阳市原市长。与其妻周继美大肆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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