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难民感恩"上海邻居"

　　“上海！这个名字，对千千万万犹太人来说，已成为一种护身符，他们可凭此将自己生活中的恶梦改变成得救的希望。只有在这个地方，他们才可不凭签证这道神奇的开门咒，有希望逃脱纳粹的恐怖统治。”

　　———美籍犹太学者克兰茨勒

　　64年前，当欧洲法西斯最猖獗的时候，他们开始逃生；当“文明世界”将他们拒之门外时，中国的上海是全球唯一向他们敞开大门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区的犹太难民，其中除了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万名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临时家园，人数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就此，他们的人生中有了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记忆中含着温馨，含着感激。

　　64年后，他们回来了。昨天下午4时，虹口区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内，69岁的卡尔·贝特汉姆回忆起儿时在上海收集火花的乐趣；66岁的索尼亚·缪伯格唱起了儿歌，还编织了一段橡皮筋；当年与犹太人做过邻居的84岁的胡德玄拿着他的犹太朋友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信……

　　卡尔·贝特汉姆：童年曾收集几百张火花

　　说起童年趣事，卡尔·贝特汉姆拿出了随身携带的IPOD给记者看，这里收藏着他在上海最美的一段记忆。“这里是我儿时在上海收集的所有火花照片，有几百张。”欣赏着心爱的火花，这位如今已是国际著名生物学家的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

　　贝特汉姆先生1936年出生在奥地利。“1938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上海。”老人比画了孩童的高度说道：“七八岁的时候，我开始替爸爸妈妈买火柴，因为爸爸要抽烟，妈妈要做饭。每次从杂货店买回火柴，我总是先把火柴盒上漂亮的图画挑选出来，然后小心地取下来保存，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自1949年离开上海后，昨天已是老人第二次来上海了：“1998年，我和陈逸飞合作拍摄一部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的片子时曾来过上海，不过现在的上海与那时又大不同了。”说完，老人还给记者看了IPOD里存放他女儿、儿子、外孙女的照片。“女儿嫁了个中国人，所以你看2个外孙女的眼睛很特别。”

　　索尼亚·缪伯格：唱起儿歌编橡皮筋

　　索尼亚·缪伯格在上海出生，一直到8岁才离开。昨天，已经66岁的她像小姑娘一样，唱起了当年很流行的儿歌，60多年过去了，她居然还记得歌词，一遍唱完之后还要求唱第二遍。

　　索尼亚女士除了带来小时候的照片外，还特地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橡皮筋。“那时候，我们的玩具很少，主要是玻璃弹子和球，当然还有橡皮筋。我们把一根根橡皮筋连接起来，编织成一段橡皮筋，就可以跳了。”说着，这名德国社会活动家当场编了起来，手法还是那么娴熟，“不过，当时的橡皮筋没有现在颜色那么多。”

　　中国小孩摸她手臂的事情，让索尼亚女士至今回忆起来也觉得好笑。“我的手上汗毛较长，所以中国小孩经常碰碰我的手臂，后来弟弟彼得出生了，他们就开始摸弟弟的手。”

　　1947年，索尼亚女士全家搬回柏林，在那里完成了学业，并成为了一名教师，先后担任过小学、中学和大学老师，并完成了《忆在上海的童年》、《寻找童年时代的伙伴》和《故乡上海———更有力的出生证明》等学术著作。

　　老邻居胡德玄：与犹太朋友通信30多年

　　84岁的胡德玄昨天早早地来到了摩西会堂，手里拿着一封2003年11月20日的航空信，那是他的老朋友DoctorStengrabeir的女儿寄来的，他嘴里不停念叨着这位老朋友。

　　胡老伯住在东长治路893号。1948年他家曾与数个难民做过邻居。“2楼住的是一对夫妻，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3楼是一对夫妻，做邮票生意的；亭子间住的是一个年轻人，早上起来要洗冷水澡。”老人的思路非常清晰。

　　“我是因为向犹太人供应羊毛、开司米等原料和他们打上的交道，但我们绝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关系，更是朋友。”其中，DoctorStengrabeir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1951年，Stengrabeir离开上海到了澳大利亚。不久就给我寄了封信，可是一直到1970年时，我才给他回信。此后，我们每年都要通信。后来，他去世了，他的女儿就与我们通信。2003年，他女儿Anna夫妻曾到上海来看我们，我们请他们吃饭，还带他们到霍山公园走了走。”说着，老人拿出了几张与Anna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