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称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已成闹剧

　　高耀洁质疑　“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区活动被指责评选程序混乱及评选本身异化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发表声明高调“退出”引发争议

　　高耀洁并未改变自己的批评立场，虽然她的态度已有所缓和。10月18日，在第三份声明中，这位声誉卓著的老人承认，批评整个“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以下简称“妇女争评”)活动纯属一场骗局或闹剧，并不妥当。但她还坚称，“妇女争评”的中国区活动在中国已经异化为一场“彻底的闹剧”。

　　而此时，她的事迹已经被收录在厚达2008页的《全球千名和平妇女》中。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恩市的“妇女争评”联会经过2年多的努力，终于将分布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名妇女的和平故事呈现在公众面前。高耀洁的高调“退出”声明，让此次评选活动蒙上一层阴影。

　　高耀洁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多年致力于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曾先后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和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2004年夏，当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教授刘健芝开始在中国展开“妇女争评”活动时，高耀洁即被列入重点考虑对象。

　　高耀洁最初同意参与此活动，并填写了提名表格，但在2005年8月6日，她对这次评选产生了怀疑，并要求退出。

　　高耀洁的批评惊动了“妇女争评”瑞士联会总部，11月初，高耀洁收到了联会主席维尔莫·文高博士写来的信，信中的解释也不能令她满意。

　　除了对评选程序混乱的指责，对这一活动本身的质疑也在进行中。高耀洁表达了对这个评选活动某些价值理念的不认同。学者王晓渔也在媒体公开撰文，对这一活动表达了异议。

　　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温柔挑衅”

　　早在2002年，“妇女争评”活动的构思，就在维尔莫·文高博士脑中产生。她是欧洲议会和瑞士国会议员，曾经访问过多个被战争冲突蹂躏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她为众多身处困境但有坚强生命力的妇女所打动。她想让她们的故事为世人所知，她想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并决定在2005年——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三十周年之际，让全球千名妇女代表，作为一个整体去争评这一奖项。

　　文高的创意得到同道的响应。2003年3月，作为“瑞士和平基金会”下设的一个机构，“妇女争评”联会正式成立。联会共设理事6人，包括一名大学教授、两位商界精英、两位国会议员及一位市议会社会福利部部长。文高出任主席。

　　2003年9月，“妇女争评”瑞士联会向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健芝发出邀请，希望她担任该活动在中国和蒙古地区的统筹。2003年11月底，刘健芝最终决定接受邀请。

　　一些熟悉刘健芝的人认为，“妇女争评”瑞士联会之所以邀刘健芝做统筹工作，不仅因为她长期研究女性问题，还和她在中国及蒙古地区有很大的活动能力有关。2002年以前，刘健芝曾任香港著名的发展与救援机构“乐施会”的拨款委员会顾问，这个职位不仅使她对中国基层妇女的现状有深刻的了解，也让她积累了众多的人脉。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2004年5月25日，刘健芝在岭南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妇女争评”项目的提名细则及表格，中国及蒙古地区开始提名和平妇女候选人。

　　按照“妇女争评”联会制订的指导性原则，“推进世界和平的领域”被划定得非常宽泛，既包括“促进平等和令人愉快的教育”，也包括“维持让人活得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而候选人的标准有如下四方面构成: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解冲突及抗拒建制上的非正义；做事脚踏实地，具有道德勇气、责任心、能干出色，实质改善她所在的社群的生活，堪称模范；为和平活动努力，并不是为了捞取政治本钱或个人私利；光明正大，待人宽厚，能够与不同背景的人融洽相处，从而促进和平的进程。

　　在这里，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奖标准被认为是男性精英主义的，妇女受到了歧视。她们用一组数据作为这种论点的证据:诺贝尔和平奖自1901年创立以来，只有区区12名女性获奖者。她们想在更多的基层妇女身上发掘出她们所理解的“和平”真义。“草根”和“女权”，是她们试图张扬的两种价值。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恰当地说出了她们的目标:一次公开的“温柔的挑衅”，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挑衅，对和平理念的挑衅，也是对女性主义自身的挑衅。

　　小圈子里的“内部人评选”

　　戴锦华是“妇女争评”活动中国大陆区的评审顾问。像她这样的评审顾问一共有18个，男女各半。2005年8月25日，“妇女争评”大陆区评审顾问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健芝说，整个中国区域的“和平妇女”候选人名单最初只有80个左右，但是瑞士联会的国际评审会在看过她们提交的名单后，感觉非常好，就增加到108人。而这108人中，大陆占81人，另外27人则来自香港和台湾。

　　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主编的温铁军，曾和刘健芝有过多年的合作，他也是中国大陆区的评审顾问。他动员了很多记者参与提名候选人活动，这中间包括《中国改革》的记者王平、刘老石和涂名。

　　刘老石当时已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温铁军任院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上。这个学院自我定位为“国内当代乡村建设的策源地、试验场和骨干培训基地”，他们成功地搞过多次全国性的乡建骨干培训。刘老石将几位相对出色的女性学员推荐给了评审会。

　　王平则不仅参与了提名，还负责采写部分妇女候选人的和平故事。按照要求，每个候选妇女不仅需要有100字的简介，还需要有500字、2000字及10000字三个版本的故事，以应上网和出书的需要。

　　2004年年底，在温铁军和王平的推荐下，记者涂名也参与了进来，不过她很快就退出了。这之后，除了王选等小部分妇女候选人由《南方周末》南香红等记者采写外，其他大部分的工作都落在了一些学生志愿者身上，而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成员赵玲是这些志愿者中的协调人。

　　几位参与其中的记者说，整个评选活动显得过于随意，候选人的产生多局限在小圈子里的互相推荐，又常常因为一些并非难以克服的理由——比如暂时联系不上——就做了更换。按照评选规定，被提名者不能毛遂自荐，而提名人必须确保获得被提名者的同意。但事实上，这一点也没有严格遵循。早在2005年1月，王安忆就作为中国区108名候选人之一被提名到“妇女争评”瑞士联会，这个名单并且被送交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但直到2005年7月中旬，上海作家王安忆仍表示自己对此并不知情。

　　资料显示，最终的入选者中，有多位是和评审顾问有利益关系的。例如，《中国妇女报》的副主编谢丽华，和评审顾问冯媛(《中国妇女报》主编助理)是上下级关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有6名学员入选，而刘健芝已在2004年12月出任该院的副院长，另一评审顾问温铁军则是该院的院长；《读书》杂志主编汪晖是评审顾问，三联书店还为评选活动提供了会议场地，但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原总编辑董秀玉对成为候选人并不避嫌。

　　据记者了解，在2005年1月，被确定的108名候选人中，包括吴青、艾晓明、佘幼芝、李小江和肖雪慧等人，但她们最终又被替换。记者可以确认的是，肖雪慧出于种种考虑主动退出，佘幼芝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出局。新的替换者中，包括这次活动的主要志愿者赵玲。高耀洁认为，这违背了瑞士总部“地区联络人及其助手将不会成为获选者”的规定。

　　按照瑞士总部的评选规定，“地区联络人及顾问委员会负责当地和平妇女的预选”。受聘担任中国大陆地区评选办事处负责人的韩晓宁女士说，大陆候选妇女都是经过这18位评委多次讨论、反复研究才选出的。但评审顾问委员会成员董月玲、王永昌向记者证实，他(她)们早期做了一些工作，后期就没有再参与。作家莫言则未参与任何具体评选工作。

　　不同版本简介有意误导评委？

　　在接到自己入选的通知后，高耀洁收到韩晓宁发来的中国区108名“和平妇女”的中文版简介。这些“和平妇女”的简介也被发布在“妇女争评”活动的网站上。高耀洁发现，在对部分“和平妇女”的介绍中，中英文版本存在微妙的差异。

　　沈阳市大东区管城街道永丰社区党委书记李军是108名“和平妇女”候选人之一，高耀洁收到的简介中称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忠诚地实践党的‘三个代表’，她和她的‘一班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以‘民思我想、民求我应、民需我做、民困我帮’的出色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在该活动的香港网站上，有这一段落的英文直译，但在瑞士总部的英文网页上，这段话变成了“由于她的努力，不仅(社区)水电供应得到了改善，社区邻里关系也焕然一新。即使她由于操劳过度而患上重病，她仍然没有停止(工作)。”

　　在四川省雅安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锦明的介绍中，有如下语句:“张锦明不断致力推进民众参与地方选举的民主进程”，香港网站用英文基本上直译了这段话(Shehas　promotedthe democratic process of the people participatinginlocal　elections。)，但在瑞士总部网站的英文网页上，“不断致力推进民众参与地方选举的民主进程”被升格为“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She　hasbeenrelentlessly promoting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in　China。)。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为妇女组建了文艺队；为老人组建了老人协会”的赵凤兰女士身上，中文版介绍中有一段能说明她理想的话语:“俺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俺是跟着焦裕禄、张钦礼干的”，但这段话在瑞士总部网站的英文网页上却被“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快乐，和所有人共享的快乐才是惟一的快乐”所替代。

　　高耀洁认为，这些明显的篡改，有误导国际国内评委的嫌疑。

　　经费开支疑云

　　“内部人评选”问题和候选人介绍中英文版本的差异，是高耀洁对“妇女争评”活动产生怀疑后发现的。而最初导致她起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妇女争评”中国区联络人刘健芝和陈顺馨发信希望她提供赞助。

　　这封写于2005年8月2日的信是发给所有“和平妇女”候选人的。高耀洁在8月6日收到此信。信中称:“以我们非常有限的营运经费，不足以支持交流会的各项费用……我们会继续筹募经费。我们想先行知会您，现定于12月17－18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交流会，接着在12月19－20日在云南丽江探访当地的和平妇女和参观旅游。由于这个计划特别强调基层妇女的建树，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难以支付交通费、食宿费而不能参加。我们希望即使没有外来资金支持，仍能通过我们自身的力量相互支持，进行交流。对于12月份的交流会，我们有一个建议，在我们仍未筹得经费前，请您考虑，是否:有能力负担您自己前往云南的交通费和食宿费；有能力赞助一些经济紧绌的和平妇女出席。”

　　信后还附有回执，要求每个代表填写是否自费参会和捐赠的数额。高耀洁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骗局。在得到更多的信息后，她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要求赞助的行为仍令她不解，尤其是这些钱还将部分用在丽江“参观旅游”上:“不论以何种借口辩解，作为一项正规的国际活动的组织者，我相信瑞士总部是不可能同意向入选者要求赞助的。评奖活动向入选者要求赞助，还怎么保持评选的公正性？这明显违反国际国内一切正规评奖活动的常规。”

　　据记者了解，除了108名中国区候选人，其他一些妇女也收到类似的邀请，这其中包括河南宁陵县“康乐家”(一个艾滋防治组织)负责人李喜阁。

　　刘健芝向记者解释说，她们仅从瑞士联会总部拿到活动经费6000美元及资料整理费17550美元(后者包括了蒙古1350美元)，但是中国和蒙古地区的总支出却达到59200美元。希望候选妇女自费参会和捐款是不得已而为之。

　　“支出的很大部分是我们从工资里拿的。”她说，“我们也努力向十多个基金会、非政府组织联系捐款，但是他们一般都不感兴趣，我们一分钱也没筹到。为了活动能够完成，我们就拿出自己的钱。”

　　“妇女争评”联会主席文高在给包括高耀洁在内的中国108名候选妇女的信中，证实了刘健芝关于中蒙地区收支的说法:“至于活动的经费差额，刘博士不但将她从瑞士总部收到的8500美元酬金捐献予这个项目，她及她香港的同事更捐出或借出了27150美元，以令活动得以推进。我们了解到虽然各地区统筹可在其地区筹募经费，但刘博士未能得到任何资金赞助，她的工作大量依赖志愿者的协助来完成。”

　　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联会的另一负责人RebeccaVermot。她的答复显示，瑞士总部并不认为刘健芝希望候选人提供赞助的主张有什么不妥。

　　据志愿者赵玲和刘扬介绍，因为经费紧张，她们被告知，采访一个被提名人的平均费用不能超过800元人民币，这其中包括每个“和平故事”的稿费100或50元人民币。据记者了解，部分候选人如高耀洁、张锦明等的“和平故事”没有进行采访，只是整合资料。另有相当一部分北京以外候选人，是在简单的电话采访和整合资料的基础上写就的，志愿者采写一位候选人的平均花费应在800元人民币以下。而中国和蒙古地区的财务开支折合人民币50余万元，具体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也是高耀洁想知道的。她希望能够公开活动的开支明细。

　　刘健芝对记者说，财务开支的报告已经提交给瑞士总部，但详细资料不会公开。

　　另一种形式的精英评选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董月玲是该活动的中国大陆区评审顾问，她最初积极参与提名，但后期就很少参与活动了。疏离的一个原因是评选标准令她困惑，“她们开始和我说要基层妇女。但后来增加了好多人，也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标准。挺乱的。”

　　高耀洁也察觉到这一点，她在声明中质疑组织者“倾向选取默默耕耘的基层妇女”这一说法:“大陆区有81名妇女入选，其中有某市副市长、某市政协副主席、某市组织部长、某市妇联副主席、某法院副庭长、某报社副总编、某医院院长、某研究中心主任、某校校长、某村村支书等等，中层和基层的党政妇女干部有35名，占了中国大陆区81名入选者的43％多。刘健芝教授对此又该做何种解释呢？”

　　刘健芝对记者说，这次评选虽然倾向于普通基层妇女，但并不局限于此，事实上，她们希望能征集到社会上各个领域的和平妇女故事，包括一些名人，只是由于社会的反应非常冷淡，很多名女人被提名，但并不愿意参与进来。“我们从来没这样说:这些候选人就是中国最好的。”

　　最开始的推荐名单上，有很多女性商业精英。刘健芝说，她们只是从中选择了几个人。

　　在某种程度上，和平妇女的评选仍然是一种精英评选方式，这和活动发起时的初衷有些背离。有人认为，这是评选活动本身固有的特性，评选即是寻找出类拔萃者的过程。“妇女争评”的组织者在批评诺贝尔和平奖的精英意识时，也未能跳出这一窠臼。

　　即便如此，个别和平妇女候选人还是被认为与“促进和平事业”相距太远。此次活动的志愿者赵玲和刘扬也承认，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董秀玉的故事“感觉确实没有体现出和平妇女的内涵”。不过，她们认为，这是因为志愿者对写作立足点把握不好的缘故。

　　“妇女争评”的组织者认为，应该扩大“和平”的内涵。这一活动中国和蒙古地区的另一协调人陈顺馨认为，她们的行动“将更全面地和有力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和基层妇女的经验出发，改写和平的概念与和平工作的性别内涵。”

　　被“异化”的评选

　　中蒙地区联络人刘健芝特别看重这次活动的意义。2004年4月，她在《天涯》杂志上刊文称:“在看来最平凡的人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最不平凡的事迹。不是轰天动地的、名载史册的功绩，却是实在的生的智慧和勇气，把暴力的逻辑转化，把差异保留在强权无法磨灭的隙缝里，让多元的文化占据存活的空间。”她希望全球千名妇女能代表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亿万妇女，获得200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2005年10月，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后又刊发在《读书》杂志上，标题也由《在寻常中寻找和平的希望》变为《在寻常中闪耀的和平的希望》，而《读书》的编辑手记中，更进一步称此活动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惟一真实的希望”！上海学者王晓渔不无挖苦地说，“经过一年的时间，‘希望’的光芒越来越强烈了。”

　　王晓渔认为“妇女争评”活动明显被夸大了，在批评这些知识分子的“超级幻想”之后，他又用“批判的‘形象工程’”来形容活动的意义:“它并没有撼动那些主流理念，只是在承认主流理念的前提下‘挑逗’了它们。”

　　这种说法令《读书》杂志不悦。11月号的《读书》编辑手记称:“在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的理解上，这些批判的女性主义者与那些批评她们为‘超级幻想’的人站在两个世界里。”现在日本的《读书》主编汪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最近即将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刊发。

　　高耀洁对这些学界的争论不甚关心。她关心的是，鼓吹“卖淫合法化”的台湾妓女“丽君”也和她一同被列入千名“和平妇女”名单。她觉得非常荒诞。

　　“我从不歧视妓女，但坚决反对卖淫合法化。卖淫本来就是男权社会压迫妇女的产物。”高耀洁说，“组织者将鼓吹卖淫合法化的妓女列为中国的优秀妇女参评诺贝尔和平奖，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对妇女的尊重还是歧视？”高耀洁的观点在网站上引起讨论。事实上，在女权主义者内部，“卖淫合法化”问题也存在很多争议。

　　按照“妇女争评”活动的规定，全球千名“和平妇女”中将通过抽签产生三人作为代表，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人获奖，都意味着这千名妇女及其背后的亿万妇女的获奖。刘健芝说，“作为提名代表的三人，并不具有任何特权，她们仅仅是千名妇女的代表，正如千名妇女是全球二十多亿妇女的象征性代表。”这种象征意义的实质内涵是，每个妇女都是和平的缔造者，因此也有人认为，这个活动未尝没有一个很好的初衷，但它又陷入了另一个张扬女权的极端。这种把所有妇女“捆绑”在一起竞评的方式，实际上是评选本身的异化。

　　问题又回到高耀洁和“丽君”价值观的不相容上。“妇女争评”预设的一个前提是，这千名妇女是一个带有象征性的整体，她们对和平的认同具有一致性，她们的诸多行为具有价值的相似性，可以合而为一。可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香港《信报》有一篇评论称，“‘妇女争评’这个活动实际上同时开拓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挑战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而同时又不知不觉地挑战了妇女内在的秩序观和价值观。这样内外拉开战线，如何能那么轻易地赢了？”

　　2005年10月，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已确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负责人巴拉迪获得。

　　本报记者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