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诺亚方舟———犹太难民在上海”主题展开幕

　　穿过阴暗的走道，跨过台阶，径直走向狭窄的楼梯……这间位于舟山路59号二楼，仅9平方米的小房间，对于美国前财政部长、犹太人麦可·布卢门撒尔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66年前，为了躲避纳粹的疯狂迫害与屠杀，他离开柏林逃到了上海，在这里生活了8年。昨天，他再一次回到“第二故乡”———上海，与他一起故地重游的还有另4位前上海犹太难民，其中以色列著名艺术家露丝·莎妮已经82岁高龄。

　　昨天上午10时，位于陕西北路500号的西摩会堂人声鼎沸，美国前财政部长、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麦可·布卢门撒尔，澳大利亚国际著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上海犹太难民联谊会主席瑞内·威尔道夫，德国社会活动家索尼亚·缪伯格，以色列著名艺术家露丝·莎妮等前犹太难民从世界各地赶来，这些在二战时期避难上海的前犹太难民们感慨万千，参加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犹太难民在上海”系列活动暨“战火中的诺亚方舟———犹太难民在上海”主题展开幕式。

　　麦可·布卢门撒尔“上海选择了我们，上海救了我们。”

　　西摩会堂是上海著名的犹太教堂，1927年由俄罗斯的犹太人建造，年龄到13岁的犹太小孩需要在这个会堂里举行洗礼仪式，而在会堂的三楼，更多的犹太儿童在战争的阴影下坚持学习希伯来语。

　　“我曾经在这里做祈祷。”身着粉色衬衣，深色西服的麦可·布卢门撒尔今年已经79岁了。这位近八旬的老人对于儿时的记忆仍十分清晰，他回忆道，西摩会堂的旁边有一所犹太学校，在那里我学习了英语，要不然我今天就无法用英语演讲了。

　　“不是我们选择了上海，而是上海选择了我们。上海救了我们。”布卢门撒尔说，那时候其他国家都不敢接纳犹太人，只有上海愿意。因此他很感谢上海人民敞开胸怀，帮助他们度过二战那段艰难的岁月。

　　略带哥特式的风味，红砖拱券、雕花柱头……1939年麦可·布卢门撒尔来到上海后，一直住在舟山路59号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在上海避难的8年时间里，他和中国邻居朝夕相处，不仅能听懂地道的上海话，还能说上几句，而邻居们的友善更让他印象深刻。战争结束后，他去了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他成为卡特总统的得力助手———美国财政部长。

　　与布卢门撒尔一起在上海避难的父辈们，如今都离开了人世，而他也步入老年，他感到此行特别有意义。“如果不作努力，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就会被人忘记。”布卢门撒尔再三表示感谢，希望人们永远铭记这段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友谊。

　　索尼亚·缪伯格“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66年前，一个名叫索尼亚·缪伯格的女婴“呱呱”诞生在上海虹口区，她的父母是刚刚从德国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8年。昨天，索尼亚·缪伯格女士再次来到摩西会堂，面对众多媒体的镜头，她郑重地站起来说，“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当年，由于父亲的中文流利，当年他在虹口区附近做小生意，每天工作非常努力，他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我就坐在车子前面的网兜里。”在昨天下午的座谈会上，回忆起自己的童年，66岁的索尼亚·缪伯格女士显得格外激动，她还从包里“掏出”一叠鲜为人知的照片，她还指着其中的一张全家福告诉大家，照片上的她只有1岁半，长得非常漂亮可爱。此后，索尼亚·缪伯格与其他犹太后裔一起，在虹口区提篮桥地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生活。

　　现在的东长治路91弄，即当年的嘉道理学校，这是索尼亚·缪伯格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她在该学校上幼儿园、读书长大，并喜欢周围的一切。

　　索尼亚·缪伯格女士回忆说，当时不少中国小孩子对于外国小孩都很好奇，总是喜欢摸摸她的金黄色的头发、还捋起她的袖子、好奇地捏着她毛茸茸的胳膊，相互嬉闹。当然，这些细节被她都写到《忆在上海的童年》等回忆录中，现今她在德国作为一名教师，经常在课堂上与学生们提到自己这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上海故居新主保存60年前灶头，送给老人作永久的纪念

　　从1966年搬入舟山路59号2楼这间小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徐金根全家和布卢门撒尔的缘分。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他们全家与这位多次来“看房”的犹太老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徐金根告诉记者，老人60年前烧饭用的灶头至今保留着，他曾答应过把灶头送给老人作永久的纪念。

　　“刚搬入时，我们并不知道这间房子有这么特殊的历史意义。”仔细数着年月，徐金根说，布卢门撒尔已经6次“回家”了。而小屋除了墙壁略微粉刷，搭建了一个小阁楼外，还是和从前一样。

　　1968年的一天傍晚，当穿白色制服的警察敲门问徐金根“有没有美国人来过”时，老徐一家着实被吓了一跳。因为那个年代，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有“海外关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天是布卢门撒尔第一次重返上海，当时他正任美国篮球队的队长。凭着记忆，他找到了小屋，敲门后无人应答，他在天井里转了一圈，拍了很多照片后离开了。

　　1982年起，布卢门撒尔开始经商，他和夫人多次回上海，去年其儿女也一同前来。“他说下一次来会带小一辈的来看看。”徐金根说，每次布卢门撒尔都会和他聊很多事情，还赠送一对普林斯顿大学的纪念杯留念，并留下美国和德国的地址电话，希望夫妇俩去国外可以联络他。

　　徐金根指着阳台上的灶头说，屋子的很多摆设都变样了，只有这个灶头仍是布卢门撒尔当年使用的。布卢门撒尔曾表示，希望将灶头放入博物馆。为此，徐金根没有更换丢弃。

　　英文讲解员一直惦念着结交了12年的犹太老朋友

　　昨天早上8：30左右，86岁的王发良老先生就出门，他与平日一样步行到距离2公里之外的摩西会堂，他特意打扮了一番，身穿一件米色的夹克衫和黑色的西裤，因为他要见一位老朋友，即美国前财政部长麦可·布卢门撒尔先生，老王则亲切地直呼他名“布卢门撒尔”，他们已经认识12年了。

　　“12年前，他再次来到上海摩西会堂，故地重游。我印象最深，当天他身穿一件短袖衬衫和黄色的斜纹裤子，显得很精神。”昨天傍晚，王老先生回忆说，当时布卢门撒尔就与他闲聊了起来，提到“淮海路中路上的‘地地斯（dds）咖啡馆’”，两人相对一笑，从此结下了一段友情。

　　此后不到5年内，麦可·布卢门撒尔又多次回到这里，每一次王发良都在旁讲解作陪。王老先生叹言，他一直惦念着这位犹太老朋友。

　　原来，王发良是上海的“老克勒”，当年他分别在日本华中运输公司报关科、英商氧气公司和美国一家石油公司供职，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王发良经人介绍在一家咖啡馆当会计，当年他的两个同事都是犹太难民，老王与他们一起住在唐山路818弄。1946年，王发良的这两位同事要回国了，他们把这幢房子以一根金条的价格卖给王发良，老王这一住就是57年，前两年才搬到他处新居。（本版撰文记者汤琦琳吴晓青）

　　■历史背景

　　上海曾接纳三万犹太难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中国上海是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从1933年至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犹太难民，帮助其逃脱了劫难。

　　除了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临时家园，这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这些犹太难民主要生活在上海虹口区。

　　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避难地”的代名词。

　　部分遗址

　　河滨大楼1930年，犹太富商沙逊出资在苏州路400号兴建公寓式的河滨大楼。1938年，欧洲大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河滨大楼成为上海犹太难民接待站。

　　兆丰路难民中心1940年，位于高阳路620（现高阳路小学）———690号（现继光中学）的麦伦中学教学楼，成为犹太难民集中居住的区域。

　　华德路收容所今日长阳路138号。1939年1月正式启用，可容纳1000名难民。

　　唐山路690弄当年在这条普通的上海里弄里曾集中居住着数十户犹太居民，该弄5号有一个名为“德籍犹太难民协会”的组织机构。

　　■专家看法

　　铭记历史铭记友谊

　　“上海拿出了巨大的勇气帮助我们逃离大屠杀。”提起昔日沧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古德卡因德非常感慨，那时他们活在大屠杀的阴霾之中，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因此只有亡命天涯，然而许多国家却拒绝了他们。

　　“以史为鉴，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历史。我曾经陪同德国总统、德国驻沪领事来到摩西会堂多次了，他们尊重历史的态度令人敬佩。”昨天，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向记者表示，当时上海居民在生活上给予了犹太难民照顾和关心，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民能够和平相处，这是建立国际和谐社会的需要，这也是目前某些否认历史的国家值得反思的。

　　“中国辛德勒”之女为父义举著书

　　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的何凤山是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在二战期间，他为奥地利犹太难民签发了大量前往上海的“救命签证”。昨天，何凤山博士的女儿何曼礼来到展览现场，她告诉记者，最近8年来她一直对父亲人道主义的义举进行不懈的调查研究，并着手写作专著。

　　1938年至1940年，何凤山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是最早以发签证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

　　何曼礼说，父亲不顾顶头上司的反对，坚持发放签证。而在生活中也是个很低调的人，帮助犹太难民的义举从未在家中提起。“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难民获助，当时犹太人在领馆前排起了长队。”在何曼礼调查寻访中，她找到了部分获得签证的犹太人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