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不能套用模式

　　11月5日，在滁州市召开的首届中国名村论坛上，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石磊教授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石教授指出，新农村建设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模式，要从我国经济格局的实际出发，分类指导。

　　石教授说，我们只有从农业组织入手，才能搞清楚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原因。目

前我国组织最分散的是农村、农民。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组织失效的劣势被产量的提高所掩盖，表现不突出；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感到问题已不那么简单，要从更大的视角来观察。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未来农村的发展，无论你用什么办法来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不应是放在小生产的背景下面，而应放在现代商业社会的背景下来考虑，因而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这个概念。

　　石教授认为，对于新农村建设，人们还必须要认识到，这个“新”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她既不同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的思想，又不同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基于怀旧意识的“新生活运动”，也不同于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倡导的“村社运动”和基于“五公”思想的人民公社化。这个新农村最重要的是“组织”，她让不足以抵抗现代商业社会竞争压力的分散人群，借助于“组织”来解决。这个“新”同时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主要应着眼于未来。今天被人们称道的“新”是否适合未来的发展，还需要实践检验，还要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调整。

　　“我们现在来讨论新农村建设，还必须看到全国有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他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将长期存在。因此，对于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分类指导，我认为，最好不要用‘模式’这个概念。”石教授说，现在大家谈论韩国的“新村运动”比较多，包括以色列、日本和我们台湾省的“新生活运动”，这些经验都是成功的，但是，在中国能否成功，或者不加改造就能成功，这个恐怕谁也不能肯定回答，所以我不主张简单地套用某个模式。每一个模式你把历史、自然、人口和资源等因素加进去一套，就撑破了，而且每一种模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条件改变了，模式就不存在了。不能认为没有模式就不能推进新农村建设，我国东、中、西各个省份都有很大差异，要强调多样性，说到底，谁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实现二十个字的目标，谁就成功了。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什么？石教授认为，主要是一个中部崛起问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看，东部仍将领发展之先，因为各种稀缺要素都集中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有个崛起的问题，但中部问题更突出。中部最棘手的问题是粮食占整个经济结构比重过大，它不可避免地要承受两个方面的压力：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农业大省一般不太可能用技术进步来抗拒自然灾害的打击。比如，遇到大风暴，上海首先考虑的是人身安全问题，不存在没有粮食吃，对经济增长和市民的收入也没什么影响；但中部就不一样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抢收抢种，不然，经济就要受损，农民收入就要下降，而且这些自然灾害的侵袭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不能降低农业在GDP中的比值，想崛起是不可能的，因为大田能容纳技术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二个是来自于市场的风险。农产品生产出来就必须马上卖出去，粮食超过三年就别想卖了，市场给农民带来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因此，中部崛起任务非常繁重。而且中部在国家战略结构中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石教授最后说，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五中全会提出这个概念，是有战略远见的，是对国家未来走势的把握。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长期远离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文明，达不到那五个方面的要求，就不能说我们进入了小康社会。到2020年，农村人口一定要有一个大大的下降，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降低在GDP中的比重，这样我们就能把农村的人口带入小康社会，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有整洁的环境和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的社会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