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锅中品味累穷软险(图)

　　伊凡／绘表面上，“我们”大权在握，对治内的事情一锤定音。内心深处，“我们”有着太多压力和责任、太多的苦恼、太多的困惑、太多的酸甜苦辣。“我们”，便是处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县委书记（包括县级市市委书记）们。

　　在“压力锅”中

　　甘肃省通渭县县委书记郑红伟深刻感受到，在贫困县当家，最大的压力一是吃饭，二是建设。2000年12月28日，通渭县还缺三个月工资，但是一点来源都没有。当晚郑红伟和县财政局长赶到兰州，一天没有吃饭，一夜没有合眼，眼巴巴地等着第二天一上班就到财政厅要钱。一个处长说，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来，已经把剩下的钱给基层分完了。郑红伟听了这话他当时脸都黄了，一下子瘫在沙发上。处长看他脸色太难看，就在各地市还没有拨下去的钱里给他们凑了600万，他心头这才轻松下来。

　　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温州，乐清市委书记黄正强面对的则是另外一口“压力锅”。“我们面临的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的问题，发展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上不去，发展搞不好，一切新问题都会浮出水面。”他说，我们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大事件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

　　“累、穷、软、险”四个字，是山东曲阜市委书记张术平对处在“压力锅”中的县委书记群体目前的感受。累，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许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穷，县财政普遍困难；软，管理手段软，许多部门都实行“条条”管理，县里没多少实权；险，各种“一票否决”责任制让我们一天从早到晚睡觉都恨不得睁着一只眼，整天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追究责任。

　　我们在“走钢丝”

　　浙江省苍南县委书记余梅生总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去年，这个县矾山镇受周边县地下金融风波的影响，涉及民间地下融资资金2亿多元，4000多人。由于大多数人收不回资金，全镇一度出现绑票等混乱现象。在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之际，苍南县委决定实施“软抓人”，即把会主“请”到宾馆里，好吃好住，实行“软清会”（钱不退清不放人）。余梅生说，这相当于纪委的“双规”。他称，采取这一特别措施，还不能请示上级。请示了非但不会获准，反而有推卸责任之嫌。他称此举是“走钢丝”，搞砸了谁也不会为你担责任，搞好了也是应该的，是你县里的事情嘛。

　　不少县委书记反映，目前“条条”的权利在加大，“块块”的权力在流失的同时，责任却越来越大。现实情况是，无论是维护社会稳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县级政府可动用的手段越来越少。而一些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难题、新矛盾不断冒了出来，并且大都没有现成的政策法规可资援用。在这种情况下，县级领导履行职责，就只好“走钢丝”了。

　　在压力和诱惑之间

　　2005年2月2日，正值春节之前，甘肃省泾川县原县长郑世厚打车出门，赶到崆峒山下的水库边跳水自杀。事发后不久，平凉市委、市政府便查清了事实：郑世厚生前政治上没有问题，市县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没有接到反映郑世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信件和举报，郑的死亡与涉嫌职务犯罪无关；郑世厚工作表现一贯很好，连续四年考核被评为优秀。泾川县四大班子团结协作，工作配合得比较好；根据公安部门的侦查结论，郑世厚因家庭琐事导致情绪失控，自己溺水窒息死亡。显然，郑世厚是当地得民心的一个干部。2月5日，前去吊唁郑世厚的干部群众多达千人，大家哭声一片。也因此，郑世厚的自杀充满了悲剧色彩。在来自工作、家庭的种种压力和考验面前，郑世厚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但长期的压力却使他在春节前选择了自杀的解脱方式。

　　但也有一些县级干部经受不住钱、权、色的考验，走向腐败和堕落。县委书记、县长这一群体因权力寻租出现问题的确实比较多。在一些省市，县委书记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县委书记一人出问题，牵出窝案、串案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影响十分恶劣。如安徽省就有17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蒙城县的三任县委书记王保民、孙孔文、孙克杰竟然前腐后继，接连落马。

　　另外一种现象也需要引起关注，这就是近年来一直没有间断的县级干部辞官下海。据悉，温州每年都有两三名县处级干部下海，这个市在2003年发生了4县5人（2个市长，2个副市长、1个秘书长）集体下海的小高潮。一些理论工作者认为，县级干部辞职下海现象今后可能还会更加高涨。（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