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你的名字叫“拯救”

　　虹口区霍山公园里，矗立着一块“犹太难民居住地”的纪念碑，上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止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

　　纪念碑凸现着上海滩一段独特历史：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

关上人道主义大门时，惟有上海敞开胸怀。从1933年至1941年间，共接纳了近3万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

　　露丝·莎妮眼眶湿润，嘴角颤抖：“这，是生命。”

　　82岁的手，贴了上去，不停地摩挲：那是一个玻璃展柜，柜内，一张泛黄的签证。

　　60多年前，为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上万犹太难民持着这样的签证来到上海。

　　这个城市，就此成为战火中的“诺亚方舟”。

　　前昨两天，近10位避难上海的前犹太难民重返“第二故乡”，回首那刻骨铭心的岁月……

　　“生死，就是一张纸”

　　68年前从维也纳发出的签证，练习本大小的纸上，抬头是中华民国驻奥地利领事馆；签发日期：1937年10月27日；目的地：上海。

　　“看这里的4位数签证编号，前两个字勉强可以辨出是19。这说明，签证已发到了1900多号。”一身黑色正装的何曼礼专程从美国赶来，当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发出这些签证的，正是她的父亲：前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被世界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1938年起，维也纳的一幢小楼里，这位未满40的年轻大使平均每月发出400余张签证。短短3年间，让1万多名犹太人逃离纳粹的屠刀。

　　“生和死，全部系于一张纸。”露丝·莎妮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清洗的疯狂时期，如果无法拿到签证，只有走向集中营。

　　两张老照片形成鲜明对比：德国一个小村庄前，一块木牌触目惊心：不要犹太人，犹太人是灾难；已沦为德占区的奥地利维也纳，大使馆门前排起长队，老人们记得，“一张签证，需要全家人轮流排上几天。”

　　然而，在维也纳、在奥地利、在整个纳粹统治地区的犹太居民很快发现，去往欧美诸国的领事馆大门一扇扇对他们关闭了。“我们无法前往英国，他们只给孩子和年轻人签证。”前上海犹太难民索尼亚·缪伯格女士回忆：整个世界对我们塞上了耳朵、闭上了眼睛，我们几乎无路可去。

　　黑暗和恐惧笼罩中，悄悄有一线光。一头是何凤山，另一头，是上海。一位犹太幸存者引用诗句：“他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生命签证，始终伴随着何凤山的驻奥地利总领事生涯。何曼礼说，直到1940年5月，何凤山调离维也纳。期间，纳粹当局以总领馆租用犹太人的房子为由，硬是将房子没收。何凤山自己掏钱租下一间小屋，继续坚持给犹太人发签证。

　　这一切，在他晚年的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只提了短短一句：我对犹太人的处境深感同情，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感到帮助他们义不容辞。

　　“上海，我们得以幸存”

　　秋雨绵绵，白发苍苍的露丝们重归“故里”：从摩西会堂，走向霍山公园，就是为了多看看庇护他们的这方土地。摩挲纪念碑，他们喃喃自语，感恩上海，感恩第二故乡。

　　老虎灶的温暖

　　77岁的威尔道夫，那份温暖，在他记忆最深处：

　　“我记得老虎灶。冬天，提着铅桶去，1毛钱可以打来热水大半桶。”

　　那是寒冷的冬季，10岁的他和父母逃离欧洲。老虎灶的热水，和中国邻居，给了他多少温暖！

　　全家住在东余杭路的一间小阁楼，每天，他都要换两辆电车到西郊公立学校读书，1个来回就是3个多小时。

　　“虽然我们也很少吃肉，没有暖气。但在这里，至少我们的生命有保障，每天都能感受到阳光。”

　　 一张上海出生证

　　“我是生在上海的。”66岁的索尼亚·缪伯格拿出一张发黄的纸，伸到记者眼前：“1939年10月出生，看看这个章。”落款敲着当时卫生局的红印章。

　　缪伯格生在许昌路954号的一幢两层楼房里。二楼一个小阳台，天气好的时候，阳台上晾起衣服，一家人在衣服下喝咖啡。

　　从小，父亲就告诉她：“你是从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孩子，永远要记住。”除了母亲的堂兄逃离到巴西，留在欧洲的所有亲友从此再无音讯。

　　一家人在上海平平稳稳生活了8年。一个小女孩成长中的点滴，永存于她的记忆。多年后，索尼亚在柏林再度回首，她写下一本书，书名叫做《忆在上海的童年》。

　　刹那间目光迷离

　　踏上犹太会堂的石阶，79岁的布卢门撒尔，目光刹那间变得迷离：“走在今天的上海，总有点滴细节与记忆重合。”

　　1939年逃离到上海时，他年仅13岁，犹太会堂边的一座二层砖房，就是他曾就读的学堂。“当年，陕西北路还叫西摩路，我们就把会堂称作西摩会堂。”布卢门撒尔轻轻抚摸廊前石柱，1920年落成的老建筑至今保存完好。

　　就在去年，他带着3个儿子1个女儿也来到这里。

　　问他为什么？“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我们这群老人终将离开世界，犹太难民和上海共同书写的传奇应该保留下来，传给下一代，再下一代……”

　　“做中国的一棵树”

　　“其实，我可以选择阿尔卑斯，在那，可以缅怀我的先父；其实，我可以选择耶路撒冷，在那，可以祭奠我的宗祖。但，我选择中国，选择做中国大地上一棵努力成长的树……”

　　在摩西会堂一楼大厅，55岁的沙拉·伊麦斯朗诵着自己写的诗。作为犹太难民后裔，沙拉念念不忘父亲在上海的经历：“那时下着大雪，父亲在雪地里爬了好几天，两条腿冻得无法动弹，要不是在雪地里找到一根萝卜，要不是一名中国人帮他治疗，他肯定就没命了……”沙拉的父亲曾居住在德国和波兰边境。上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行径的加剧，他像千千万万逃难的犹太人一样，爬过边境的重重铁丝网，经由当时的苏联来到中国。

　　“父亲告诉我，不能忘记中国。”多年来，沙拉致力于中、犹人民友谊，她将永生记着父亲的话。

　　绒线牵出两家情56岁的胡幼华一手搀扶着父亲胡德玄、一手推着母亲的轮椅，走进摩西会堂：“我要望望我的老朋友。”

　　老朋友是谁？胡幼华拿出几张与前犹太难民安妮夫妇的合影，将两家情谊向犹太嘉宾娓娓道来：“上世纪30年代，我的父亲是做绒线生意的，有一次送货，正好是送到安妮他们家的。安妮的妈妈毛衣织得好，她能设计出很多好看的花样，自从这次起，两家人算是认识了。两家母亲常常切磋‘绒线经’。”

　　1951年，安妮一家回国，但两家人通信至今。“就在前年，安妮来信，他们夫妇俩要专程到上海与我们见面。当年分别时我还不满两岁，可一在机场见面，满头银发的安妮立即认出了我。安妮的记性真好，她还记得自己曾在我家的木头楼梯上摔了一跤……”

　　胡幼华每说一句中文，都要由翻译译成英文，尽管交流很吃力，但缪伯格们听明白了：“我们一定，会向安妮转告你们的思念。”

　　亲近来自相同命运

　　“您就是那位犹太史‘活字典’，您在犹太难民中间很有名呢。”沙拉·伊麦斯一看见王发良，就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

　　86岁的王发良，志愿在摩西会堂担任讲解员，已有12年，他曾亲眼目睹日本人烧毁商务印书馆，逃避日本飞机轰炸的犹太人和中国人一起仓皇逃难：“我生在虹口区公平路，虹口区最初是英美租界，日军占领上海后成为公共租界。上世纪30年代，我曾到英国人的工厂当学徒，在那里学会讲英语。我还在俄罗斯犹太人的咖啡馆当过伙计。我记得，舟山路是当时难民聚会的场所，经常看到你们聚在一起讨论战事、诉说逃难经历……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亲近感，来自于彼此相同的命运。”

　　二战中，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在迁移和逃亡来上海的3万多犹太人中，除了病老死亡外，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而且还出生了408人……

　　“上海犹太人”不会忘记：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上海，就是避难地，就是“拯救”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