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覃里雯
在伦敦，热烈的欢迎者就像上演了一场足球赛，一些大学生在凌晨就出发，为了赶上在胡锦涛主席被骑兵护卫的马车经过时挥舞中国国旗欢呼。但这种热烈的情绪并不容易为外人所分享：英国女王在欢迎讲话中再次提出“中国人民将建立起何种国家，他们将在21世纪的世界扮演何种角色，以及他国人民如何看待之”的问题。而胡锦涛主席则再次重申中国
的意图在于努力建设一个比较繁荣的社会、更发达的经济、改善的民主、先进科学和教育，以及更高的社会和谐和生活标准。
日渐密集的外交互访对增加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影响和消除误解上必然是有帮助的，尤其在缓冲那些难以解决的基本冲突时。在11月7日的美国《财富》杂志上，Ian Bremmer发表评论认为：9·１1之后，美国采取了意识形态本位的外交政策，试图在一些“极权”国家推进政治改革或孤立它们，而中国则以推动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因此会与这些国家做生意。Bremmer的分析虽然片面，但是他确实指出了两个大国在追寻不同目标时所造成的歧见。然而相比之下，更为务实、不再试图全盘塑造世界秩序的欧洲，与中国的歧见就小得多。
胡锦涛主席欧洲之行主要还是关于以下这几个话题：贸易冲突、全球变暖和国际安全。
贸易方面，除了政府采购，还要以适宜的方式开放市场。在伦敦迅速达成了13亿美元的生意：向飞机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打开中国市场之门，再次和空中客车公司做大笔买卖，还有同意向伦敦的再保险公司劳合社开放中国市场等。与欧洲贸易逆差的问题将不会因为这些协议而减轻，但是可能会以其他的方式减缓。欧盟在今年初期动用了纺织品限额保护措施，但是随即发现这个限额为本国零售商和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问题，此后又不得不将未来几个月的进口配额提前挪用，以解燃眉之急。这可能使欧盟会重新考虑贸易限额的利弊，从而减少对中国的压力。
关于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已经开始积极承担后来者的责任。11月7日第二次全球可再生能源大会在北京召开时，胡锦涛主席发来了书面致辞，表示将在2006年1月1日正式在中国实施《可再生能源法》，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推广在过去两年中速度渐长，在政府公关中，这其实对中国“稳步发展”的形象最为有利。
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目前与各国就反恐方面有足够多的合作，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针对某些国家施加压力。然而在目前情况下，在这些领域保持低调的外交风格似乎依然奏效——这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使中国避免在众多的国内问题造成的压力之外再加上国际摩擦。
在接下来的德国之旅中，胡锦涛主席将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中国经济论坛。自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欧洲商人在中国的经历既有收获又有痛苦。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国将慢慢适应全球市场的规则，而欧洲商人适应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态。
进展需要时间，但是方向不容置疑。
相关专题：胡锦涛出访英德西韩四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