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化指标”背后的执政能力缺失

　　□王琳

　　近日，河南商丘市柘城县慈圣镇一些村干部反映，在推行殡葬改革过程中，镇政府给村干部下达了火化指标，若完不成任务，要么受罚，要么辞职。按照要求，每个行政村每年必须完成千分之六的火化指标。也就是说，每1000人每年必须死亡6人，这6个人死亡后必须火化(11月13日《重庆晨报》)。

　　火化率和死亡率捆绑在了一起，叫我们惊诧莫名之际，也为公共管理中日渐无序的“数字管理”更添几许焦虑。按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中国在传统上并非一个精于“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化”、“指标”、“同期比”日益融入公共管理，成为政策推行的主要手段，进而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参数。“数目字管理”的内核本在于“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或数学的手段进行精确或较为精确之管理。”“数字”本是手段，“精确”才是目的。然而，我们一些行政机关在实施公共管理中，却只知有“数字”，而不知有“精确”。慈圣镇的“火化指标”恰好又为这屡见不鲜的怪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

　　本来，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并不以镇干部的意志为转移。火化率的计算基础应是自然死亡的人数，而不应是每个行政村的在生人数。这是尊重生命、科学决策的最起码要求。火化指标上搞出个以村为单位的这个“千分之六”，与“死亡指标”无异。

　　如果有更宽广的视野，我们也许能认识到，荒唐的“火化指标”其源头可能并不在镇政府。如果没有“数字出官”，自然不会有“官出数字”。在“火化指标”之外，荒唐的“数字”与“指标”并不鲜见。

　　种种扭曲的“荒唐指标”暴露了出台这些“指标”的公权力机关在执政能力上的欠缺。现在党和国家都在强调“执政能力”建设，不知道这“有关部门”对“荒唐指标”能否进行切实的反思并加以校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