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近日举行的珠海法官论坛上，尊重司法地位和权威成了与会人士的热点话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教授就着意强调，“通过独立审判权保证司法公正是权力分工，不能与三权分立划等号。”王利明并提出，司法必须在人事、财政上摆脱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才有可能行使独立审判权。他建议设立大区法院和巡回法庭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司法
对行政的制约(昨日《羊城晚报》)。
此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在“中日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上亮相。建议稿第3条第2款规定：“法官依法独立审理、裁判行政案件，不受任何干涉。”如果这一条款最终获得立法机关认可，将是对三大诉讼法共有的“审判独立”原则的重大突破，亦可视之为一百年来国人在司法独立之路所取得的体制性飞跃。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恪守的法治之基，司法独立的基本含义在于：司法官在履行其职责时，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影响或干扰。20世纪初，已成为“世界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独立传入了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在其后的军阀割据和连年战乱中，司法独立虽多次被写入宪法，却从未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以大智慧和大气魄写下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然而好景不长，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很快就淹没了司法独立的本源。直到现在，54宪法的这段经典表述仍是所有的立法不敢企及的目标。
近年来，以“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为取向的司法改革蓬勃兴起，司法官的“同质化”和“精英化”也因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应当承认，司法受制于行政的现状并未根本扭转，十余年来的司法改革成效甚微。
诚然，因各国历史及国情各异，对司法制度的选择也各有不同。然而，不管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如何互有特点，对司法独立的强调及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遵循却早已成为各国通例。1985年11月29日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为对各国司法的最低限度要求。这一国际司法文献特别强调：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
在我国，司法机关一方面享有与行政机关同等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却又长期沦落为“政法机关”的下位概念。在法律上，司法是人大之下行政之外的司法，是国家设在各地的司法；在实践中，司法却成了人大之下行政之内的司法，是由各地方人大产生并对地方权力机关负责的司法，是一个人、财、物均依赖于地方行政的司法。于是“端了人的碗”就“受了人的管”，司法受管于行政，也难怪司法官们会为“我是谁”而大惑不解了。
司法改革近年来步入了零敲碎打、步履维艰的现实困境，与司法独立不彰不无关联。以此看来，十六大果断改革“司法改革”，提出“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命题富有深意。而“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正是要还原司法之所以成其为“司法”的底线，即“保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马克思说过，“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信哉斯言!（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