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矿业出路在何方(2)

　　谁制造了矿业毒瘤

　　并非每个矿商都像黄兆允那么霉运。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矿业的民营化进程一直未断,中国矿业联合会秘书长王燕国透露,到2004年,非公资本矿业产值占矿业总产值的比例,历史性地达到57%。16万家矿业企业

中，只有7000多家属于国有。民营资本投入的勘探费用已超过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规模,达11.4亿元。

　　由于中国矿藏多数集中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在许多地方，民营矿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和重要财政来源。

　　矿业民营化进程也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富豪。在2005年版的胡润能源富豪榜上，身价最高的人拥有26亿元资产，最低也有三亿元。而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这个被媒体称为“温州炒煤团”的发源地，由于大批当地商人在山西等地投资煤矿，每年收获达50亿元。在该镇，投资煤矿几乎是全民运动，甚至连老头老太太的几万十几万的“压棺材钱”也投入其中，而回报率也高得惊人，一年就收回成本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是，伴随矿业民营化而来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现，如掠夺性开采、严重环境污染、官煤勾结、采矿死亡率居高不下等被称为“四大毒瘤”。

　　以百万吨煤死亡率为例,国有大型煤矿的死亡率为1.07,而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为7.61,是国有煤矿的七倍，是美国的260倍。乡镇煤矿绝大多数属于民营煤矿。

　　掠夺性开采现象也十分严重。矿业开采中都有开采率一说，也就是正式开采量占探明储量的百分比,再以煤矿为例，国有大型煤矿的开采率一般在40%-50%之间，而多数小矿则不到20%。在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等伴生有色金属矿较为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矿业企业，由于提炼技术和资本的局限，往往只开采经济价值最高的一两种矿物。其他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矿物常会被丢弃。

　　严重环境污染在湖南、重庆、贵州等地同样严重，湘、黔、渝三省市交界处是全国锰等金属矿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因为大量的中小冶炼企业的出现，导致了当地的严重污染。据《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湘西，几乎成了黑城、臭城。

　　把钱赚足了就跑

　　张国明,这位来自湘西的民营矿业股东,常年奔波于黔东北、湘西一带,经验丰富。

　　“我什么怪事没见过？上千个村民一拥而上一个月挖平半座山，从中国最大的锑矿之一被盗挖成废矿，再到黑矿之间的火并，我就看到甚至亲历过。”他对老家湘西一带的矿业污染也感到十分痛心。这位经历丰富的老江湖把诸多的乱局归结于产权制度没有建立。

　　张国明的话语坦率而直接：“按照法律规定，矿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民办矿其实拥有的就是开采权，而且这个开采权往往很短，有的甚至不到五年。你想想看，给你短短不到10年时间，而这个矿原本可以开采50年，你要早日收回投资，当然要尽量减少成本，把钱赚足了就跑，那些伴生矿怎么办，尽管有一定经济价值，但矿主管不了那么多，干脆扔了，扔哪里呢，最方便就是扔到河滩边，扔到山坡上，冶炼用的剧毒废液怎么处理呢，为了减少成本，扔到河里，你说这样能不造成环境污染吗？湘西的重金属污染不就是这么来的嘛。”

　　张国明认为,要是矿主拥有矿业的所有权，情形就会有很大变化。“如果矿是自己的，我还舍得把伴生矿扔掉吗？哪怕不用也可以留给子孙后代嘛。我还敢污染环境吗?因为第一个受害的肯定是自己。”

　　张国明还认为，民营企业只拥有矿产开采权，很容易受行政权力的左右。他举了这样一个案例，中部某县新上任一届县委书记，认为发展旅游业才符合该县定位，嫌小矿像疮疤一样不好看，影响旅游形象，所以他就号令全县的中小煤矿停业整顿，结果搞了一段时间旅游业毫无进展，而小矿停业之后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所谓的“新政”不到一年就终止了。

　　事实上,矿难频繁，一些中小煤矿安全设备的缺乏和产权问题也息息相关。也就是业界流行的所谓“产权不清,矿难不已”。

　　在广东韶关，一位来自湖南、不愿公开姓名的投资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在湖南郴州和韶关都有煤矿投资，现在韶关把我的矿封住了，我股份不多，但个人损失也有几十万，矿上买的价值几百万的安全设备，估计也都被水淹掉了。我在郴州的煤矿也不打算安装安全设备，因为如果哪一天湖南也像广东那样炸矿，我这钱不是白投了？”

　　对于民营矿业浪费资源一说，来自浙江温州的煤矿投资人陈义不认同。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老家早年是以建巷道矿井为主业，煤矿的贫富程度和结构我们最清楚。如果说浪费，国有企业的浪费也很惊人，一个国有大矿区，开采到一定年限后，嫌开采成本太高废弃不要了，就是这个废弃的矿区，蜂拥而上的民企就有十几家，照样家家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情形，你到华北东北许多大矿区都可以看到，我们民营煤矿就只能挖人家国有大煤矿挑剩下的货。为什么民营煤矿也嫌贫爱富呢？只给我们12年甚至三五年的开采期限,你说我能不挑最好的煤层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