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更需要“公开说”的真话

　　□孙立忠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的卸任，半个月以来一直是舆论关注焦点。11月11日上午，张保庆以来者不拒、有问必答的姿态接受了专访。关于说真话问题，他说：“真话我是一直在说，不过以前我一般只是在教育部门内部说说，而没有在社会上公开说。如果这几年你们出席过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你们就知道我怎么看待教育形势，怎么看待扩招，怎么看待收费

，怎么看待乱收费，怎么看待资助困难学生。总之，我都讲了，反复讲，但社会上不知道。”（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张保庆以其在卸任前炮轰八省区不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高校搞乱收费等，而在公众面前树起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高官的形象。如今看来，说真话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不过只是因为此前只是“在教育部门内部说说”，所以公众才不了解。

　　当然，真话能在“内部说说”，且一直如此，就目前的中国官场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这足以让张保庆在教育系统内得到“敢说、敢做”的口碑。但显然，真话只是在“内部说说”，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说是要打很多折扣的。

　　“内部说说”的真话，传播范围只局限于某个小团体的内部。按照传播学的理论，“内部说说”的真话，只能算是人际传播——个人与个人或少数人之间面对面地互通信息；而公开说的真话，则就变成了大众传播——由组织机构化的人们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向众多的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显然，只在少数人中间传播与在大众中间传播差别是极大的。

　　对于在“内部”听到了真话的官员们而言，虽然知道有些话是真话，但其可能只是觉得无非听到了几话真话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因其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对真话所反映的问题司空见惯或者没有切身感受，并不能因此真话而产生多大的震撼；甚至有的会因为利益关系而心生抵触，并不会对真话表示认同。于是真话往往就湮没无闻了。而公开说的真话，则大不一样，其会在社会上产生出强烈的共鸣，会得到公众的有力回应，会产生极大的传播效应，会产生舆论上的巨大压力。

　　即以张保庆说的那些真话为例，其公开进行的那一阵炮轰，不是让那些落实政策不力的地方马上感受到了压力，并迅速行动起来了吗？而他在内部“反复讲”的真话，从“反复”中就可知道效果并不太理想，以至于成了老生常谈。

　　公开说的真话，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能让痛感得到充分表达。而只有让痛感得到充分表达，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疗救，以减轻病痛。只是“内部说说”的真话，必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张保庆还这般感慨。政令不通与假话泛滥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如果真话都能公开说，动员公众对政令的执行进行监督，想必也会有助于解决政令不通问题吧。

　　当然，官员公开说真话也是需要土壤的。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同样的道理，天下有道则官员敢于公开说真话。如果连“内部说说”的真话都稀缺的话，那么又如何渴求公开说的真话呢？与张保庆同时卸任的还有多位高官，但舆论为何更关注他，人们为何对他表示出留恋之情，就是因为真话尤其是公开说的真话还是一种稀缺资源。这就需要为官员公开说真话提供一种制度上的保障。而要做到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讲也是不复杂的，那就是赋予公众决定官员升谪的权力。公众能决定官员的命运了，那他们还敢在公众面前说假话吗？还会弄些假话来取悦上级吗？

　　什么时候官员们才会都公开说真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