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凤英城市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问题引起了各方关注。最近，国务院领导专门就此作出批示，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出通知，转发了国家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和措施。在我看来，此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困扰中国城市交通拥堵和中下层民众“出行难”问题，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如何定位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
“公交优先”要落到实处，显然不能只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大程度上还
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如，在城市街道上画出公交车专用线，在城市规划上为轨道交通预留空间等等，这些都需要政府这只“手”。实际上，发达国家也都是这么做的。据介绍，在德国由于有专用线的保证，那里的公交车像火车一样准时，站牌上甚至标出了每趟车的进站和出站时间。毫无疑问，像这样，作为普通市民大概就不会因为没有私家车而感到出行难了。
我注意到，“公交优先”的理念最终被确定为既定政策，是经过长期争论的结果。在此前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内，占据主流的意见是要靠市场自发的博弈来解决问题。当时有人就设想通过对进入城市中心地带的车辆征收“拥挤费”以自动解决拥堵问题。但此办法的盲区在于：收费只对普通的有车族有效，对公车和富人来说却不会有什么影响，因而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题。
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和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曾经总结了三条：一是“提供一套使各种经济力量竞争公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二是“处理不能由私人协商有效解决的外部性”，三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我以为，这三个方面都是靠市场自发的博弈所不能解决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前段时间有人对诸如“最不管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盲目推崇，是不是就有些失之偏颇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的“大”与“小”，也不在于管了多少事，而在于是不是管了自己该管的事。比如，城市公共交通就应该是政府最应该操心的事情之一，但有的地方的政府在城市道路交通建设上,确实是替小轿车想得多一些，而替公交车想得少了一点。那么，通过“优先发展城市公交”这一思路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定位的一个校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