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古碑现身军营(图)

　　本报记者参与破译，文史专家称其有重要研究价值

　　上周日，正在营区拓荒的驻厦某部官兵，无意中挖出了一块掩埋于荆棘丛中的花岗岩古碑。当6名战士抬起高162厘米、宽82厘米、厚14厘米的石碑，小心翼翼地抹去表层泥土时，赫然发现上面题有“海天高隐”四个行楷大字，落款为“戊子秋大学士路振飞为明处士吴超晦题”。

　　正在现场劳动的王教导员是本报自创刊迄今的铁杆通讯员，他于第一时间拨通了我们的《乡土》版热线电话，本版编辑立即赶到位于东渡濠头的军营。于是，在共同破译古碑本身文化信息的同时，一段保护文物的佳话也形成了。

　　官兵们在解读古碑的文化信息

　　路振飞是明末忠臣义士

　　我们首先从网上查到:这方古碑和东山岛风动石题刻是同一时期的同一作者。风动石原镌“铜山三忠臣：黄道周、陈宾、陈士奇”，落款为“永历戊子秋广平路振飞题”。“文革”期间，正书遭到破坏，只剩落款可识。

　　黄道周曾任明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兼吏部尚书，陈宾任七省军务，陈士奇任四川巡抚。路振飞能够与青史留名的铜山三杰为友，自己绝非等闲之辈。虽然《厦门人物辞典》没有其名，但我们查阅了《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四》，一个忠臣义士的形像于是跃然纸上。

　　路振飞，字见白，河北曲周人。明天启五年（1625年）中进士，被任命为泾阳知县。当魏忠贤将在泾阳建生祠时，身为东林党人的他执意不从，因此受到迁延，直到阉党垮台才官复原职。崇祯四年（1631年），路振飞征授御史，因参与弹劾阁揆周延儒受到皇帝责备。然而，忧时忧世的他不久复上疏力陈“务苛细而忘政体，丧廉耻而坏官方”等十大弊。这次，他的建议被采纳，“疏入，诏付所司。”

　　随着明朝的气数将尽，镇守各地的明军将领相继倒戈，投降李自成的农民军。早在山东发生兵变时，路振飞就曾上疏弹劾巡抚余大成、孙元化，而且提出要治宰相周延儒的包庇之罪。接着，路振飞又上疏弹劾吏部尚书闵洪学结党营私，败坏吏治，闵因此而辞官。朝廷有人推荐南京吏部尚书谢升为左都御史，路振飞又极力揭露其丑行，谢果然没有被任用。

　　明亡前夕，忠君爱国、正直敢言的路振飞被任命为大运河漕运总督，兼淮扬巡抚，独当一面。

　　北京陷落后，路振飞迅速颁布了戒严令，派遣手下分守各处，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招兵买马，并亲自设计训练方案。当时，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前明的坚固堡垒和北方逃难官僚贵族的避难所。

　　路振飞与福建渊源殊深士

　　说到我市的地方志书对此重量级人物的旅厦行踪竟付诸阙如，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这确实是件憾事。

　　实际上，路振飞与福建渊源殊深。早在崇祯六年（1633年），他就从长期任职的北方南下闽省出任巡按。主闽期间，横行东南海域的海盗刘香佬，几次勾结荷兰人劫掠沿海诸地。路振飞悬赏千金激励将士抗击，在《福建省省情资料库新闻系统》中，就有“崇祯六年巡按路振飞、大帅徐一鸣在铜山海面二次击败荷兰帝国东印舰队”的字样。任期届满后，路振飞又被录用为京卿。

　　至于路振飞何故在改朝换代的多事之秋来到厦门，这要从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南明说起。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大顺军攻陷京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但这并不代表朱明皇朝276年的统治就此全面覆亡，因为江南的半壁河山仍在明廷官员统治之下，明室藩王们前后相继建立了几个继续使用大明国号的政权，后世把它们称为南明。

　　1644年5月15日，史可法等人拥立崇祯的近支堂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第二年改元弘光，但这个小朝廷非常短命。

　　吴三桂献出山海关后，清兵于1644年4月长驱直入北京，开始逐鹿中原，并于次年5月11日攻占南京，弘光帝被捕杀。流亡福州的唐王朱聿键，在黄道周、郑芝龙等文武遗臣的拥立下登基，建立了隆武政权，封路振飞为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路因此在相隔12年后再次入闽。经他推荐，隆武帝遥授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然而好景不长，顺治三年（1646年）8月，清兵大举进占福建北部的仙霞关，隆武帝在逃亡路上被擒，于汀州罹难。路振飞因事追赴不及，退至安平镇（今安海）。战乱之中，路振飞误闻唐王在广东避难，于是乘船从海上追赶，在虎门靠岸时，才知道在粤境的是唐王之弟的绍武政权，只好依原路返回，在东山、厦门等海岛驻足。第二年，路振飞在赴永明王召的途中，死于广东顺德。

　　路振飞对鹭岛情有独钟

　　对照《我国历代纪元表》可知，古碑落款时间“戊子”为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这是何故呢﹖

　　洪老告诉我们:唐王政权灭亡后，明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共推桂王朱由榔在桂林称帝，建元永历，曾控制过云贵、两广、湘川等广大地区，且与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结成统一战线，苟延残喘了16年。因此，他使用永历年号不足为奇。

　　从粤返闽，孤舟泛海、无所依靠，联想到国势颓微、一再受挫，路振飞心中悲苦可想而知。在逗留黄道周的故乡铜山所（今东山岛）之际，缅怀殉难于南京的同朝重臣，不禁悲从中来。于是，他写下“铜山三忠臣：黄道周、陈宾、陈士奇”数个大字，以此抒发满腔忠愤。

　　随后，路振飞又北上中左所（厦门）。当时，据厦金两岛为抗清基地的郑成功，仍奉隆武年号（郑成功是次年遣部将施琅克漳浦、诏安等地后才改奉永历年号的），显然与路振飞不同派系，故史籍中并无郑氏重用他的记载。路振飞在厦期间堪称遁迹海岛，聊以寄身。

　　古时鹭岛植被丰茂，白鹭翔集，仙岳山逶迤向西在濠头伸入海湾。海天一色的美景吸引了名儒高士，也吸引了博学多才的路振飞。流寓期间，他与当地文人学者吟咏酬答，迥然不同于往日的征战杀伐。在饱尝丧国之痛时，这种宁静安详、世外桃源般的赋闲生活，让他在无奈之中得到了些许安慰，放松了长期奔忙疲惫的身心。以致于对这位叫吴超晦的当地隐士顿生羡慕之情，以“大学士”身份题写了“海天高隐”四字。

　　遗憾的是，这位被路振飞推崇的处士无从查考，本埠史籍中并无明末儒林高士“吴超晦”者。据《同安县志》记载，明代当地名儒硕学吴姓者只吴聪一人，但生卒年早于吴超晦。吴聪，同安在坊里溪边人，字伯俊，号默斋，为人恬淡寡欲，不愿为官，闭门著书，以宋明理学大师为宗，有著作《四书解》、《易经存稿》，成名后曾任苏州府教授，培养出林希元、蔡克廉、王时俭、何元述等人才，终年45岁。

　　资料

　　厦门地区石碑之最

　　1、年款最早的石碑：位于同安区大同镇东桥边的《建造太师桥碑记》，它镌刻于宋代建隆四年（963年），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

　　2、体积最大的石碑：位于海沧区后井村衙里社周氏祠堂内的明代《侍御绵贞周公功德碑记》，通高3.20米，宽1.20米。

　　3、文献载录最早的石碑：宋代嘉定年间叶通所撰的《知县毛当时建朱子祠碑记》。

　　4、出土年款最早的墓志铭：同安出土的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承议郎、监泉州市舶、赐绯鱼袋陈玠所撰《故太夫人苏氏墓志铭》。

　　5、石碑数量最多的地点：岛内闽南名刹南普陀寺，共十三通。

　　6、惟一用篆书题刻的石碑：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明代万历壬午年（1582年）的《重兴介谷殿碑记》。

　　7、惟一的木制碑：现存于思明区曾厝垵上里社昭惠宫内的民国十年（1921年）里人黄濬所撰的《重修昭惠宫增筑前埕记》，高0.27米，宽0.36米。

　　8、惟一的双面碑：海沧区东屿村柯氏祠堂外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督抚提臬道府列宪批县审详谳案》，双面楷书题刻各级官府关于禁止谢、柯两姓为争夺滩涂养殖利益引起械斗的判决文书。

　　路振飞予厦门遗产丰厚

　　在了解了以上史事之后，我们就这块现身濠头军营的明碑归宿，请教了文史专家，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市文化局文物处陈娜说:古碑不仅具有文学、书法价值，更有补史、证史的作用。这份历劫幸存下来的珍贵遗产，为地方经济发展、人物生平考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它对文献史料和实物史迹相对较不丰富的我市南明研究来说，意义更是不容忽视。郑成功纪念馆何丙仲研究员也有同感:历代碑志是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生活遗存的实物见证，是有文物和文献的双重价值。每一个碑志都留下特定的城市记忆，蕴藏着先人经历的履痕，体现了该地的文化生态，背负着文明的累积。所以，应把它作为传统的瑰宝加以保护。

　　何先生还特别提到:路振飞留给厦门的古碑，此前虽有1992年于原杏林区发现的《明·郑德墓志铭》，是为高浦望族郑采功弟郑德墓志所撰楷书题铭两方，但系砖质，且出土时其中一方已断裂，现藏其后人家中。如今现身的这方石碑，碑体虽无装饰图案花边，显得相当粗糙，但保存得非常完整，价值极高。

　　谈及古碑的去向，陈娜认为如果它与营区风景相得益彰，考虑到部队的特定情况，不妨仿照金鸡亭某部的做法，在原地竖立，围起一定范围的界限�牶伪�仲则倾向于让郑成功纪念馆征集，作为展品供广大市民和游客参观，也便于专家进行鉴定、考证、研究。

　　本文发稿前，笔者与某部领导进行沟通，他们表示将采纳就地保护的方案，在发现古碑的山坡上圈地建亭并勒石纪事，使其免受风雨侵蚀，并把古迹作为现成的乡土教材，引导新兵学习古代忠臣义士的事迹，同时为营区内新添一处人文景观。

　　笔者注意到:驻厦部队的文物保护意识很强，例如在大八景“万寿松声”所在地，部队先后投入5万余元修缮弘一大师题写的“潮音洞”和“一片瓦”古庙，并为万寿岩古铜钟建造了亭子。每当营区内的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石刻因日晒雨淋字迹模糊时，官兵就牺牲休息时间，花钱购来红漆描红，有的题刻离地20余米，他们就搭起梯子高空作业。

　　具有重要价值的南明古碑

　　路振飞在东山风动石的题刻

　　厦门著名碑亭

　　鉴于部队拟在古碑原地建造碑亭，我们特从《厦门文物保护单位概览》书中辑录部分著名碑亭的形制，以飨读者并供他们参考。

　　1、同归所碑亭:位于同安区五显镇，立于永历四年（1650年），记述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兵屠城经过和僧人无疑率徒负尸掩埋的义举。

　　2、郭岩隐安乐窝碑亭:位于同安区洪塘镇，立于宋绍兴年间，字为朱熹为名士郭岩隐所题，“文革”期间碑亭遭毁，1988年重修。

　　3、功德碑铭恩亭:位于同安区大同镇，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记述知县谭维鼎外御倭寇、内施德政的功德。

　　4、乾隆御制碑亭:位于闽南名刹南普陀寺内，碑系清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88－1789），乾隆皇帝为纪念镇压台湾林爽文、庄大义起义所建。

　　5、建盖大小担山寨城碑亭:位于厦大建南大礼堂南侧，立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记述蔡牵起义军进攻大小担及厦门行商捐款建大小担山寨城的情况。

　　建盖大小担山寨城碑亭原地建造碑亭

　　文/秋苇 王坚 图/王坚(来源：厦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