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画报封面人物：海因里希·魏斯(图)

海因里希·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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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海因里希·魏斯(Heinrich Weiss)：生于1942年，现任德国西马克-德马格集团监事会主席；曾于1982年-1997年担任德国经济委员会中国工作组主席；早在中德建交以前就曾访华，是中德经贸关系的开拓者之一。

　　海因里希从29岁第一次中国亲密接触到现在已历经30余年，在此期间，他的家族企业经历了一场大的变革，他也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他亲眼看到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见证了中国改革的步伐，他为中国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惊奇和钦佩。在采访过程中魏斯一再提到：“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太惊人了，变得我都有些不认识它了。”

　　海因里希·魏斯：我见证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 本刊记者 王立忠 朱鹤飞/撰文 唐卫/摄影

　　有这样一个老外，没有经过正式的企业管理培训。26岁接手自己的家族企业，并在其后的20年内完成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公司兼并，使公司年营业额从7000万欧元增加到25亿欧元，打造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知名的冶金集团公司。他兴趣广泛，既在政界担任要职，也被其他世界知名企业委以重任。他在创业之余还爱好运动，得过1986年德国

　　魏斯和他的西马克-德马格

　　谈到海因里希·魏斯就不能不谈到他的西马克-德马格集团，这是魏斯于1971年从父亲手中接手的在世界冶金行业颇有名望和影响的家族企业，而公司的名字也由自己接手时的西马克变为了西马克-德马格。关于西马克-德马格的由来，魏斯先生幽默地用一个“小鱼吃大鱼”的故事诠释了一切：20年前西马克与德马格本是德国两家独立的公司，虽然同做冶金生意，但从名头上来说德马格远比西马克名气大得多。不过西马克不惜重金搞研发，80年代末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CSP技术(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并在自己的试验厂进行半工业化试验取得成功。当时国际钢铁界对此都持观望态度，没有一家敢用这个技术。而此时美国人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1989年纽科公司把这条生产线变成了他的印钞机，几年下来赚得钵满盆流。由于大量生意被西马克夺走，德马格负债累累，资不抵债，被迫转而求助西马克，希望收购自己，于是1999年西马克成了这个“小鱼吃大鱼”故事的主角。通过收购，既救活了德马格又壮大了西马克，这就是今天的西马克-德马格公司。

　　现在的德国西马克-德马格集团是世界知名的冶金行业中的“带头大哥”，而它的拥有者海因里希·魏斯自然就成了“带头大哥”中的“带头大哥”。是什么能让这个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企业走上如此成功的道路，并且三十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呢？显然，这只有魏斯先生最清楚。

　　为什么中国对西马克-德马格“情有独钟”？

　　西装笔挺的魏斯先生见面就向我们声称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了，不只从他这方面来说是这样，从他的家族公司来说更是这样。他热情地向我们解释道：“西马克早在1904年就与中国有了第一笔贸易，当时它向中国的汉阳提供了第一批轧机。而我接手公司后第一个大项目就是与中国合作的武汉钢铁厂的冷轧机项目。所以对我来说中国有着独特的意义。武汉的项目当时风险很大，以我们的实力来说还达不到能够独立来执行这个项目的标准。多亏中国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最终才能漂亮地完成这个项目，为我们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西马克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其实源自于一次意外的事件。198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鉴于西马克在武汉项目和别的项目上执行得较好，决定将上海宝钢的冷轧机项目交给西马克，而热轧机项目交给了当时的日本三菱公司。当时这两个项目每个都达到了5亿美元，对两个公司来说是非常大的订单。不过，这时发生了意外。由于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很多项目同时上马，需要的外汇量非常巨大。所以1982年时，中国政府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决定推迟上海宝钢的这一期项目两到三年。在这一点上，西马克与三菱公司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三菱公司声称：他们已经开始项目的进程，现在中断的话必须付给他们4000万美元作为补偿。而西马克公司认为中国十分需要冷轧机，目前的情况的确是由于外汇储备不足，所以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决定同意中国政府推迟两到三年的建议，而且不要求任何赔偿金，只需考虑价格增长因素即可。事实证明，西马克的选择是十分明智的，果然，三年后中国财政有所好转，再次启动了上海宝山项目。不只如此，鉴于西马克公司在中国政府困难时期的良好合作态度，中国政府将原本交给三菱公司的热轧机项目也转交给了西马克。有此一役，德国西马克不仅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充分信任，并且拿到了两笔5亿美元的大订单，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

　　魏斯先生面带自豪地说：“西马克是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会，但这与我们自身的努力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西马克之所以能够保持自己在中国的龙头地位，与我们根据客户要求提供服务的理念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我们，也与我们在硬件和软件两大方面的优势大有关联。”

　　“西马克在硬件方面的优势主要在于规模大、营业额高、科研投入大，这些方面直接的后果就是，西马克的高科技多于其他竞争对手；软件方面是指我们员工的素质，我们要求公司的每个工程师都必须学会倾听客户的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服务。由于我们是家族式的企业，所以我们的员工不像其他集团公司那样缺乏主动性，我们公司的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决定一切，比如在谈判上的自主性非常大，这就使我们在服务上能够做到‘量体裁衣’。”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方面，随着2000年新一轮钢铁发展的到来和钢铁工业规模的逐渐扩大，西马克在中国所参加的项目数也越来越多。现在，西马克与首钢、

　　魏斯和他的中国好友

　　中国人历来就是一个好客的民族，所以魏斯来往于中国的30年里也交到了不少的中国朋友，像江泽民、李鹏、朱基、吴仪、荣毅仁等等。在说到这些朋友的名字时魏斯脸上涌现出一丝自豪感。他坦言：“我认识这些中国朋友时，他们大多都没有达到自己政治生涯的颠峰，而现在他们都很成功，我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也为自己拥有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

　　当问到这些朋友中谁对他影响最大时，魏斯先生想了一下然后举起两个手指说：“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荣毅仁先生，另一个就是朱基先生。”

　　荣毅仁先生是魏斯较早认识的中国朋友之一，他们认识时荣毅仁正担任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虽然，荣老年纪比我大了不少，但是我们却一见如故，话题特别多，似乎总有讲不完的话。所以一老一少居然成了忘年交。一般来说，有忘年交就很难得了，像我有荣先生这样一个外国的忘年交就更难了吧？”魏斯先生说到这时一脸得意的笑。魏斯先生接着说道：“荣毅仁先生对我真的是非常好，我一直也拿他当父亲一样的尊敬。因为在我认识的许多中国朋友里，很多人请我吃饭时都是请我去一些大排场、高档次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好客，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礼仪，不过却从来没有人请我到家里吃饭。荣毅仁先生却是我认识的所有中国人中唯一的例外，我每次来到中国时，他总是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就餐，这一点让我十分难忘。”魏斯先生到现在还记得荣毅仁先生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大宅子，里面布置得十分漂亮。就因为这几个原因，西马克公司和荣毅仁的公司虽然没有什么业务往来，但他们俩的私交却一直非常好。

　　“荣毅仁先生对我的重大影响是在1989年前后，当时中国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我们很担心会影响到我们中德两方的贸易往来。我们都在为如何在特殊时期与中国取得贸易联系而发愁。那些天我可真是寝食不安啊，谁都知道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种情况下，我与荣毅仁先生取得了联系。当时他正在温哥华，我立刻就飞到温哥华去与他见面。他听完我所担心的事情，就明确地建议我要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与中国政府保持联系，加强与中国政府领导的联系，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在荣毅仁先生的建议下，最后使我在一片混乱中明确了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1989年秋我再次来到北京，是当时第二个敢于到中国来的德国人。这为以后我们与中方的贸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说，荣毅仁先生在我人生中的重要关头给予了一次关键的指引，是我终身难忘的。”讲到这里魏斯先生脸上满是缅怀过去的神情。

　　魏斯先生对朱基的印象也特别深，他说：“和朱基先生认识是因为我的双重身份，既是西马克的总裁又是德国经济委员会中国工作组的主席。当时，朱基是中国的总理，我们的处境差不多，又同样都是年轻人，干劲十足，所以俩人很容易找到共鸣。他是中国领导人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个，是少有的强硬改革派。他对很多事情，认定了就会坚定不移地去做，努力将理想变成现实，这一点非常让我佩服。他的这种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传染给了我，也改变了我。”

　　魏斯眼中的中国

　　满街的自行车，路上的机动车只有军队的卡车和运送垃圾的车，道路两边的树上还有正在播放的扩音筒。这是1974年魏斯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看到的。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满墙的大字报，激情四溢的人群和带着袖标的红卫兵。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他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个国家收到的礼物都是一本红色的《毛泽东语录》，为什么每次在大街上，他的回头率总是那么高？

　　1976年，魏斯为了武汉的项目执行第二次来到中国并与中方进行了冶金方面的谈判，中方谈判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从德国进口连铸机这项设备。谈判的当天晚上，魏斯在北京饭店闲来无事就到楼下去散步。他顺着北京老胡同越走越远，等他转出胡同时就来到了一个电影院的门前。他想反正也无事可做不如看场电影，于是就花了两分钱买了张票。魏斯走进电影院时，电影还没有放映，所以放映大厅灯火通明。他的到来使得还在等待放映的观众开始骚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外国人还是非常少见的，人们都争相回头看他，生恐错过了难得一见的机会。魏斯在众人的注目下也感觉十分不自然，正在琢磨如何是好。这时三个好心的中国青年给他抬来一个软垫的沙发，人们的友好态度使他放松下来，便坐下等待电影的放映。这是一部黑白电影，内容是有关中国工业和家业发展的纪录片。其间出现了一段有关炼钢设备的彩色片段，引起了魏斯的注意，他惊奇地发现这个设备就是连铸机，正是中方在谈判时要求从德国引进的。第二天再次谈判时，当中方再次提到连铸机的问题时，魏斯明确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有这项设备，不需要向我们引进了，因为我在你们的电影中已经看到你们在使用。”中方听了感觉很不可思议，而魏斯同样感觉不可思议。因为这件事，魏斯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认为中国很特殊，很奇怪。这些就是魏斯在过去看到的。

　　如今，随着魏斯来中国次数的增加，他眼中的中国正发生巨大的变化。自行车大军已经变为了机动车大军，而原本挂在道路两旁的扩音筒也消失了，就连往日的小胡同和平房也都被高楼大厦取而代之。中国大城市与国际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魏斯甚至有些感到遗憾，因为他再也找不到过去来中国的那种感觉了。现在，他在北京街头再也没有了那么高的回头率了，他所收到的礼物也不仅仅是一本《毛泽东语录》。采访中魏斯一再提到：“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太惊人了，变得我都有些不认识它了。”

　　魏斯看

　　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魏斯感触颇深，那时候中国在经济、技术上比较落后，到现在魏斯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中国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求合作办公司时的情形。“那次对我来说真是一次巨大的风险和考验啊，因为我们实在不了解中方的技术水平，这在当时是很大的冒险。所以在答应的同时我只有把我们大量的工程师分派到中国，这事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后怕呢。” 魏斯先生笑着说。“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中国，是20多年前的事情。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与我们西马克合作的能力，而我们也十分乐意与中国合作共同开发项目。”魏斯认真地说道。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魏斯对中国的逐步深入了解，中国这个曾经“奇怪的国度”已经在魏斯的眼中改变了。“我和中国的情结已经有30年了，现在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政府是非常值得让人钦佩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直保持每年7%-10%的经济增长率。更让人佩服的是，中国政府还能做到在保持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控制通货膨胀，做到经济与生产效率同步发展，这一点更是了不起。”魏斯先生用敬佩的口气说道。接着魏斯先生中肯地说：“但是中国现在还是有一定问题存在的。比如说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较大。不过，从中国最近召开的十六大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非常明智地将这一问题写入了新的‘五年规划’中。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高速发展是要以社会受益为目的的。”

　　当我们问到魏斯先生在中国这么多年，对中国哪方面印象最深刻时，他低下头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中国的政策连贯性非常好，没有因为某些事情而中断，能够在人口如此众多，国土如此庞大的国家持续改革，非常伟大。而且，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这样就避免了重蹈苏联的覆辙。”

　　临别之前，我们问到了魏斯先生此行的目的时，他开玩笑说来中国就是为了见我们这一行人，在幽默之余还祝贺我们中国神舟六号的发射成功。他声称自己作为一个飞行员，对航天也很有兴趣。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非常伟大的，他表示真诚的祝贺。在此，我们真心地希望魏斯先生的中国情结能够延续下去，一直到四十年、五十年甚至更多。

　　(部分图片由德国西马克-德马格集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