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分配不公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

　　和平发展是当今中国的重大课题和历史重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围绕和平发展这个主题，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三大重要命题。命题也好、主题也好，其前提无一不是和平和社会稳定。当前存在贫富悬殊并有继续向两极分化的势头，这已是我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解决分配不公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

　　通常所说的分配不公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居民间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上的差异；另一个是指人们心理感受上的分配不公，如人们对当前存在的公款消费、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的不满。时下流传的民谣：“官家一夜舞，百姓一年粮”、“官家一桌酒，孩子十年书”等正是对这种不满情绪的表达。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分配不公已经不是一国内部的问题，它的蔓延和恶化将影响世界经济走向，局部动荡将引起全球动荡。中国分配不公程度的不断加深同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有关数据显示80年代及90年代初，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以绝大多数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为前提的。而90年代中期以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导致中国在这几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出极为罕见的加速度。根据世行的估计，80年代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6，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6。当然要作出准确估计是困难的，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中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2。世界银行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5～0.46之间，超过了国际警界线。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意义十分重大。解决分配不公事关中国和平发展的改革大业。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是建设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只有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

　　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市场经济不健全，分配制度不完善以及缺乏有力监督，导致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加剧贫富悬殊。一些弱势群体容易失去心理的平衡，仇视社会并采取极端的行为来报复社会，为社会稳定种下了隐患。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必须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如《决定》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法律援助制度，使困难群众享受到事实上的法律平等和按劳分配基础上的经济平等，进而才有政治平等。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何谓“以人为本”？就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要始终围绕人性的生存本质、发展本质、自由本质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在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人的发展。温家宝总理指出：“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民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和最高的价值目标是“人类解放”。它的基本历史内涵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人为本体现在收入分配方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公平。以人为本强调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收入分配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分配不公，是对以人为本的最大反动。只要分配不公在整体上没有解决，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就是一句空话。平均主义不是以人为本，贫富悬殊也不是以人为本。基本实现按劳分配，每个人所付出与所得基本相符合，特别是让知识真正成为价值，让威权服从于知识。铲除暴发户生存的土壤，让行业内部之间、行业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干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这就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求政府通过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调节分配，通过合理的再分配实现人们之间经济上的相对平等。如通过开征遗产税、增加高档消费和开征消费税以及通过减免税收鼓励富人投资公益慈善事业等，大幅度调节富人的财富总量，实现“损有余而补不足”。通过体制改革，减少权力寻租机会，遏制官员的灰色收入，通过技术职务和工龄、岗龄工资，为公务员和工薪阶层找到一条除升官以外的增薪途径，避免“当官的富一生，当办事员的穷一生”的不公平现象。减少收入差距，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尽量消除人们心中的不满情绪，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决不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建立在限制或掠夺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基础之上。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内涵。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是对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分配不公最严重的后果是社会不稳定，而社会不稳定的实质是执政地位不稳定。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执政党是一个具体的组织系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据研究，正常情况下，经济不平等与暴力、社会动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法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上世纪下半叶收入分配的平均基尼系数分别为0.43、0.42和0.40，然而这些国家(地区)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犯罪率也不高。而现在老百姓真正深恶痛绝的是分配不公的特殊表现——腐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其他问题。

　　腐败是一种寻租或滥用职权的结果。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经济资源配置，为自己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极为严重的问题，中国近几年尤为严重。世行最近指出，据最保守的估计每年全球发展中国家行贿的金额也达到1万亿美元。这还不是腐败的全部，侵吞公共资金、掠夺公共财产的数额更难估计，它可能更为严重。

　　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腐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腐败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这时可能滑入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动态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财富分布格局是不公正的，社会紧张就会自我强化，政府可能对局势失去控制。那是一种可怕的描述。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谓切中要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增强社会的透明度；确立公正、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从根本上抑制腐败、遏制寻租，提高政府部门效率。通过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降低心理落差，相对提高幸福指数。达到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进而巩固执政党地位，实现国家和平发展，长治久安。- 方礼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