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建明
永远也不会忘记，我那小学文化程度的母亲就着昏黄的油灯夜读巴金小说《家》的情景。记忆里母亲一直喜欢读小说，比如她竟然能在劳作之余借助新华字典愣是把米·肖洛霍夫的大块头《静静的顿河》一页页啃完，令我佩服之至。而读巴金时她显得轻松多了，几乎没怎么翻过字典。问她怎么了，答曰：这书很简单，没有什么难字，犯不着，哈哈。那时
我在学校好像已经从老师的嘴里约略明白了巴金是我国的大作家，鲁郭茅巴老曹。这么大的作家竟然不动用生僻的字眼，语言明白晓畅，至少能让像我母亲一般的老百姓读懂个大概。就开始留意这个巴金了，觉得他可真是一个朴素的作家，很真的作家。
长大了，我把巴金的作品基本上读过了一遍，除了对他遣词造句的能力颇有微词外，他的结构能力是一流的，是让我比较服气的——但就是结构能力，他能比得上当年的张恨水吗？众所周知，张恨水是专写鸳鸯蝴蝶男女爱情的，愣是在一块火柴盒大的地方长袖狂舞曲径通幽，那结构能力真是没说的。我可能过于苛刻了。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我看到了不少文章，大概是说巴金是现代中国的良心之类，在《随想录》里做了沉痛的忏悔，讲了真话——不像某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红火火，现在却不承认当年的斑斑劣迹了——害得我急忙再去翻了一趟——是的，巴老的真话一开始就让我自动承认：他的确是一个朴素的人，很真的人——这个判断再次加强了我对他发自肺腑的好感甚至尊重。感觉巴老决不是一个普通作家那么简单。
很多年来本人对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自我批判强烈地持不认同不赞成的态度。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非得自我忏悔非得把头低下？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是社会普通的一员？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就非得走在时代前面充当时代的导师？知识分子就非得是圣人吗？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知识分子也决不是什么圣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私欲，有体臭。我们应该把他们拉离臭水沟，但更应该把他们拉离神坛，让他们回到他们本该站立着的地面上。非常欣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先生——也是中国数一数二脑子清醒没有塞进糨糊的鲁迅研究专家——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从“选择学方向”调整至“创造学方向”。这一观点后来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譬如我就曾在青年学者谢有顺的一个访谈里看到了谢亦深领这一观点。
我的意思是：巴老的忏悔终究只是他个人的事儿，他更恰当的方式应该是在自己的密室内进行，而现在他的忏悔经过这么些年的强力传播，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场“秀”。这场“秀”越过了事实评判直接来到道德价值基点之前，那就是：大家都来做一个实在人，都来害羞、知羞、知耻......天啊，我不禁想到了《论语》，想到了那经过千百年无数废人、非人前赴后继添砖加瓦大力发展竭力弘扬的所谓儒家伦理——在巴金已然过世的这个深夜，我为自己如此苛求而感到若干不安，但我旋即发现这一切竟如此真实不容置疑！坦率讲，他并没有忏悔出我所希望看到的东西，那就是对自身之外宏大时代与体制的批判，而略过这个批判，仅仅把刀子对准自己的心窝猛扎，是糊涂的，荒唐的，也是胆怯的，就像小孩子打架，老娘不问青红皂白扯过自己的孩子就是一顿暴打，有何两样？
但，我们无权假设历史。对朴素的、真诚的巴老更不能吹毛求疵。因为巴老始终是说真话的，是一个朴素的人，很真的人。
又记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去看望巴金并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事儿。那是2003年11月25日，上午，上海华东医院。李长春同志来到巴金先生床前，向他及家人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李长春同志指出，巴老的人品和他的文品一样为人所景仰，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祖国和人民怀着无限的忠诚与热爱，对文学事业不懈地耕耘与追求，他胸怀宽广，坦荡无私，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活力，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楷模和典范。李长春同志吁请我们要弘扬巴老的文学精神，要像巴老那样，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做一个人民的作家和艺术家。当前首要的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艺工作，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离开病榻时，李长春同志叮嘱巴老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精心照顾好巴老。巴老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代表巴老衷心感谢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就在此时此刻，我仍然沉浸在巴金先生去世的悲痛里，追寻起来，他不是我什么亲人，却有一句话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爷爷。1999年2月，医院决定为巴金喉部做个手术。术前他说：“不要用药了，让我安乐死吧。”但经过医护工作者的努力，他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他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大家，我要为大家活着。”这句“我要为大家活着”真让我心痛不已，当年我爷爷也说“我要为孙子们活着”！只是巴金的话里悲怆的意味未免太浓厚了些......
